莫斯科到处都有新建的餐馆，上流人士光顾的Piromani就是其中之一。在这家餐馆进餐期间，我们谈论着克格勃以及过去3年来怀尼夫妇亲眼目睹的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件。早在1990年，为了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与开放"相适应，克格勃试图以新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于是，克格勃新闻办公室开张了，一位身穿防弹背心的年轻漂亮的女郎被宣布为"克格勃小姐"。为了配合戈尔巴乔夫的禁酒令，"克格勃小姐"不喝伏特加，而喝桔子汁；她喜欢詹姆斯·邦德，还会卖弄几下空手道的拳脚--打的旗号都是"改善群众关系"。
1991年8月,当克格勃的头头克留奇科夫在苏联电视台宣布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时，真相大白了。毫不奇怪，当这场政变和苏联一起垮台的时候，欢腾的人群第一个攻击目标便是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奠基人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人们从美国大使馆建筑工地借来一台起重机，推倒了屹立在古老的卢卞卡广场前的高大的"铁费利克斯"塑像，标志着苏联时代的结束。
奥尔加对我说，大约一年前，在卢卞卡广场那头举行了一个纪念仪式。整个过程虽然平静，但意义深远。1990年8月30日，克格勃大楼对面的小公园里聚集了一群人，她也在其中，目睹了"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巨大的砾石都是从遥远的索罗沃基运来的。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年代，在北极圈稍南的一个岛屿上建立的苏联第一个强制劳动的集中营就在那里。
谁能相信，莫斯科当局竟然同意为惨死在克格勃和他们前辈之手的数百万人竖立一座纪念碑，而且就建在克格勃总部前面！
第14节：里加的"宝藏"(6)
布雷德里解释说，那是一个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工作，一场揭露斯大林统治的真相和纪念受害者的运动。纪念碑的建立是持续了3年之久的群众运动的高潮。"1987年，戈尔巴乔夫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现在是补写苏联历史的"空白"的时候了！纪念碑就应声而立了。"
几天以后，布雷德里陪我去卢卞卡，一则满足他的好奇心，二则确保我不至于惹上什么麻烦。我们试着给联邦安全局打电话，想事先询问一下我们应该去哪个部门，但电话一直占线。我开始领教莫斯科典型的，运转不灵的公用电话系统了。"我们直接去卢卞卡，然后敲门打听。"我颇有点虚张声势地说。
我们带着奥尼库尔一家人的证书，乘地铁前往卢卞卡广场。实际上，我们两人都不相信会有什么具体结果。我们对司空见惯的、官僚主义的推诿搪塞--填写表格、验证身份、被告知"不行，不行，不行"--早已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过，这也没什么了不起！澳大利亚驻俄罗斯大使是我在堪培拉的同事。我已经试探过他，倘若我直接交涉不能奏效，他打算代表我，正式要求俄方提供有关我亲戚的信息。
在联邦安全局接待台，简单的问讯之后，有关人员让我们绕过拐角的一幢楼房，然后沿库兹涅茨基大街去另一幢大楼。接待人员事先打电话通知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一会儿就过去。
22号楼是一幢优雅而古老的房子，显然是沙俄时期富商的宅第。一个警卫指给我们去接待室的路。楼内，捷尔任斯基的金属半身塑像依然监视着人们的行动。我很想把它拍摄下来，但布雷德里看出了我的心思。"连想也别想，"他警告我，"只记得你为什么而来就行了。"他会意地向墙上安装的双向镜瞥了一眼。
一位身穿蓝色牛仔裤、浅蓝色开襟短袖衬衫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他一头亚麻色短发，显然刚从部队下来。
"下午好。我是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他说一口带俄国口音的美国英语。那副随随便便的样子让我非常惊讶，以致没听清他的姓。我和布雷德里分别用俄语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明来意。
"接待处告诉我,你们是澳大利亚人……"他用英语说，我不明白，他是为了让布雷德里听懂，还是为了卖弄，"可是你的俄语讲得太棒了，简直听不出是你的第二语言。不过正如他们所说，你显然不是"我们的人"。"他说，扬了扬眉毛表示疑问。
第15节：里加的"宝藏"(7)
我用俄语对他说，我是澳大利亚人，出生在中国，父母是俄罗斯人；并解释说，我正在访问我的朋友布雷德里和他的妻子，她在澳大利亚使馆任职。
"来自哈尔滨？"弗拉基米尔问，这一次他说的是俄语。
我点了点头。
"有意思。"他狡黠地说，然后挥了挥手，让我们走进办公室。弗拉基米尔体现了"新克格勃"的新面貌。
我向弗拉基米尔讲述了曾外祖母一家的经历。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返回苏联，后来，在大清洗中被逮捕。我把那些平反证递给他，然后问，为了弄清楚他们的命运，我需要做什么。我还问，为什么阿勃拉姆的平反证上没有提到"恢复名誉"。不出所料，他对我说，我必须把想要查询的问题写成书面材料。布雷德里和我交换了一下眼神。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弗拉基米尔去接电话。
"官僚主义的推诿开始了……"布雷德里用英语悄声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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