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时，陈独秀给濮德治写了几封信，说：“我无时不念兄，而兄忘念我耶?……
故乡非久留之地，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也。
濮德治将家里安顿好了后，11月中旬来到武汉，在武昌双柏巷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见濮德治来了，十分高兴。
递了《宇宙风》49期给他看，上面有《实庵自传》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陈独秀说：“现在亢德又来信催我要稿，怪我没有按时写下文。
武汉抗日演讲(2)
他抱怨说：“一日几千字我也不愿意。
现在市场坏书充斥，都是一日赶几千字人造出来的，有谁看啦?”谈到上海那一班人，陈独秀将罗世凡、孙煦、陈其昌等人来信给濮德治看。
濮德治看完信说：“他们对罗汉意见很大，担心你与斯大林派合作?”“与斯派合作，原则上是可以的，他们这些人，乱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理论，现在反斯派，至少策略上不对。
世凡、其昌不对，超麟更不对。
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陈独秀越说越气。
“彭述之没有来信?”“老彭这个人，即使和我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
还有长子。
陈独秀说。
濮德治知道，“长子”(尹宽个子矮，绰号长子)和彭述之打得火热。
“他们对你似乎很失望。
濮德治又掠了一眼陈其昌的信。
陈独秀说：“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绝对不怕孤立。
11月1日，托洛茨基致伊罗生信：“关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争论。
你确实是袒护马林而没有公平对待陈独秀了。
一天，陈独秀对濮德治说：“听说罗章龙在河南大学教书，你去一趟郑州，看看罗可愿意出来，我们一起合作还可以干点事。
罗章龙1931年1月因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与何孟雄等人成立了“第二中央”，被开除党籍。
在这之前，罗章龙、何孟雄等人曾发起“调和派运动”，其中也反对开除陈独秀党籍。
濮德治去郑州回来说，罗章龙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活动。
他房间有一个摩登女士，两人像是谈恋爱。
陈独秀说：“差不多了。
“托匪汉奸”案(1)
1937年12月，刚出狱不久的王文元(即王凡西)到了武汉，住到双柏巷陈独秀家中。
陈独秀曾托人到国民党中统局打听王文元被捕后的下落。
王文元来了后，常和陈独秀、濮德治谈论局势。
王文元提出办刊物，陈独秀不同意，说：“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必得抛弃，必须采取新的方法。
陈独秀主张和第三党、救国会及一部分民主人士接触，组织一个联合战线。
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
当时，谭平山、朱家骅想拉陈独秀组织第三党，但陈独秀不愿受人摆布，没有同意。
提到组织联合战线，濮德治想起陈独秀上月刊登在《宇宙风》52期上《我对于鲁迅之认识》文章，陈独秀认为鲁迅并不根本反对联合战线政策，但反对与土豪、劣绅等都一概联合。
当时宋哲元部下179师师长何基沣在汉口养伤，陈独秀计划让王文元、濮德治到何基沣军队做政治工作。
何基沣很尊敬陈独秀，见面执弟子礼。
他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准备带王凡西到师部，平汉路的车票已经买了，不料动身前夜，何基沣被免职，3人计划落空。
与何基沣联合的计划失败后，王文元、濮德治热情一落千丈。
12月24日，吴甲原到陈独秀家，看同乡王凡西。
吴甲原是个画家，他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便写了“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
题赠甲原先生”和吴甲原同来的青年，也乘机请陈独秀赐墨宝。
陈独秀有求必应，写了不少字，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写得最多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时，罗汉从宜兴逃难到武汉。
他赞成陈独秀独树一帜的“联合战线”思想，鞍前马后为之奔波。
就在这时，王明、康生在报刊上讲陈独秀、罗汉是日本间谍。
两人大吃一惊。
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飞抵延安，到延安后第五天，《解放》刊出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日寇侦探机关……
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半个月前，《解放》刊登署名“冰”的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于今，《解放》的调子突然转了180度。
罗汉也疑惑，在南京时，周恩来曾告诉他，“在中国托派中，陈独秀和你是主张抗日的。
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
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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