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背有些驼，面容清癯。
走路很慢，讲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教育的措施时，倒剪双手，慢条斯理的讲了起来。
他先从匡衡凿壁偷光讲起，引经据典，劝学生惜时如宝，后又讲到抗日中要一致对外，反对卖国投降。
白沙镇小住(2)
学生听得寂静无声，有时，陈先生的安庆方言，引起学生一阵阵笑声。
40分钟后，陈独秀讲话结束，师生起立，两旁鼓掌，陈独秀在周校长陪同下微笑点头走出鹤年堂。
出了礼堂后，周光年说：“听先生讲话，如诉家常，像是一位老私塾先生，平易近人，不像大政治家满口大道理。
陈独秀说：“我本来就很普通，现在想当一个私塾先生，只怕没有人要呢。
周光年听了，笑着说：“先生客气。
陈独秀夫妇在白沙镇时，正赶上邓蟾秋70大寿，邓请陈独秀题字留念。
当时，陈独秀住在大礼堂前左侧一室，他在餐厅用大笔写了“大德必寿”4字，又写了隶书体“寿考作仁”4字。
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
陈独秀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怎样写都不过分。
邓蟾秋高兴极了，如当珍宝，收藏了起来。
周光年说：“陈先生的话，不仅是可以适用邓先生一个人，大德必寿，寿考作仁，其实是条公理，不如将来找个人，刻在校内，如何?”邓蟾秋笑笑说：“好、好。
这是陈先生给我们的学校增添了景致呀!”天气渐冷，陈独秀夫妇又搬回江津，这次邓仲纯做通了夫人的工作，同意将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后院房子腾出四五间，让陈独秀住。
房子多了，陈独秀将嗣母谢氏也接了过来。
胡宗南、戴笠来访(1)
1938年深秋，陈其昌从上海绕道香港见陈独秀。
陈独秀不高兴，问：“你怎么来了? 我已和托派没有关系了。
“你在报上发表信，我知道你也是没有办法。
陈其昌从口袋里拿出托洛茨基6月25日写给李福仁的信，上面说：“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
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
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
陈独秀说：“你来看我，就是要我到外国去?”陈其昌说：“你在江津，和幽禁没有什么区别，你连生活费也难保。
陈独秀在重庆写《民族野心》、《论游击队》等文攻击中共抗战政策，上海托派做出《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希望与D·S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提到生活费，陈独秀说：“《时事新报》约我当主笔，每月有一点津贴，亚东有时也还给一点版税。
陈其昌说：“卖文为生，终究辛苦，不如到国外，再轰轰烈烈干一下。
托派在上海、香港有四五十人，陈独秀觉得，从老彭开始，猴子、长子、刘仁静都是左得出奇，认为民主革命已完结，怀疑国民会议口号，和其他党派搞同盟军是机会主义。
他说：“现在的托派不是抗日，而是满纸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所以斯大林派攻击我们，得到各方面的回声。
我不和你们划清界线，我怎么和群众见面?” 11月6日，毛泽东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谈到中国托派前途，陈独秀说：“没有前途，除非改变态度，改变过去的错误方针。
猴子这班人，只晓得摆第四国际的大架子，闭关自守、自立为主，连第四国际的威望也一扫干净。
11月3日，陈独秀在白竹纸上用小字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说：“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阶级基础的武装队。
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50；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他将信交陈其昌转寄。
1939年1月9日，托派临委见到陈其昌带回的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后，作出《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附在陈独秀的信后，驳斥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他们是“极左派”。
托洛茨基3月11日写信给陈独秀，说：“我很难形成一种确定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的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老朋友，虽然会有若干的分歧。
托洛茨基再次建议陈独秀到美国来。
3月初，嗣母谢氏已卧床不起，因谢氏已有78岁，眼又失明，陈独秀平日亲手为谢氏盛饭夹菜，十分孝顺。
在生活的动荡和日本飞机来回的惊叫中，谢氏终于在3月22日去世。
陈独秀身披麻衣，为嗣母办了后事。
谢氏是昔凡夫人，一生未生育，陈独秀从小过继给她为嗣子。
陈独秀在外，谢氏一直和高晓岚生活在一起。
陈独秀与高君曼生的儿子哲民在北平大学读书时，谢氏叫北京“崇古斋”牛老板每月从陈昔凡股息中补助30元给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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