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党务案(2)
维经斯基和在莫斯科养病的蔡和森是反对北伐的。4月27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蔡和森作报告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代表会议，决定为广州政府进攻北方做准备并加强对农民的工作，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极左的，是不正确的……共产国际应该发出一封信，批评广州政府提出的关于组织‘北伐’的建议；提出农民运动的口号。”维经斯基说：“关于北伐，蔡同志的建议当然是对的。”会议决定就北伐问题“致函中共中央，说明目前提出广州进攻的问题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宣传角度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
在北伐问题上，陈独秀犹豫不决。北京中央特别会议提出转守为攻。陈独秀签发了3月14日《中央通告》79号，内容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陈独秀和彭述之、张国焘、瞿秋白讨论北伐问题时，陈、彭不赞成北伐，张、瞿主张北伐。两票对两票，结果陈独秀拍了桌子，张国焘才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6月21日，维经斯基和陈独秀谈话，统一了反对现在进行北伐的意见。陈独秀抱怨说，鲍罗廷把赌注下在蒋介石身上，认为反蒋危险，不管蒋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反正都会支持他。蒋介石让《民国日报》前主编叶楚怆领导农民工作，标志着对农会采取右的政策。
6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举行会议，谢尔盖（维经斯基）、老头子（陈独秀）、文学家(瞿秋白)、教授（格列尔）、马克斯（拉菲斯）、年轻人（福京）参加。
大家同意陈独秀以自己的名义就北伐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拍一个电报，表明现在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这天，张国焘在《向导》上发表文章，一方面讲主张北伐，另一方面又讲“没有一个充分训练和彻底革命化的群众党”、广州内部不巩固等，北伐尚早。
对于陈独秀的摇摆不定，维经斯基在次日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电报中提到。他说最近几天，随着代表团从广州返回，中共中央委员会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维经斯基坚持认为：“工作重点的口号不是进行北伐，而应当是提高工农群众的经济福利，巩固革命政府的基地。”
反对北伐风波
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后，瞿秋白对羊牧之说：“伟大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看来要经过几次大战后，革命形势将会突变。我们要宣传北伐的伟大意义。”
1926年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国民政府的北伐》说：“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的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陈的观点得到维经斯基、加拉罕的支持。维经斯基给加拉罕写信说：“您给广州的电报指出过分迅速地向北推进是有危险的，这是完全正确的。”
7月12日，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一间秘密处所举行。
陈独秀发言时，指责各地农运有左倾毛病，不同意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发展党团组织。彭述之发言时，拿出陈独秀彭述之联合提案，主张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这个提案遭到维经斯基和瞿秋白等人的反对。经过争论，大会推翻了陈彭提案。大会决议采纳了陈独秀关于北伐的意见，同意南方国民政府出兵，只是一场防御战。会议结束后，陈独秀住进了医院。会后，瞿秋白问羊牧之下面对决议的意见。羊牧之说：“下面反映这个决议太右了。”
陈彭联合提案，凑巧迎合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遭到了布哈林的批判。斯大林、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的所谓“新反对派”之间的矛盾，由1925年以来苏联国内围绕能否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争论引起。“新反对派”同时批评斯大林1926年以后在中国的政
策。斯大林很快战胜了“新反对派”，7月，季诺维也夫被赶出联共中央政治局。陈独秀发表反对北伐的文章后，读者黄世见写信给《向导》编辑部，质问陈独秀：“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吗？”
国民党黄埔特区党部认为陈独秀是阻碍北伐，给国民政府找麻烦，顾孟余说：“陈独秀是有意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感情嘛。”当时黄埔军校学生购买《向导》周报，黄埔特区党部下令禁止学生购阅《向导》周报，左派不答应，双方差一点发生火并。后来，黄埔军校学生会里一名学生再次谴责陈独秀的文章，遭到国民党左派的痛击。
国民党中央党部李济深、孙科、张静江、顾孟余等人开会讨论这件事。李济琛说：“我看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孙科说：“陈独秀同志讲北伐仓促，也不是全无道理。”这样一讲，张静江、顾孟余就不好给陈独秀戴上反对北伐的帽子，最后达成协议，由张静江给陈独秀写一封信。张静江写道：“陈独秀远在上海，没有根据地乱发炮，北伐向农民筹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陈独秀至少是糊涂其词，有投机权位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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