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仍然享受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被大会直接点名出席大会。
享受这种待遇的人并不多，如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彭述之等人。
陈独秀不去，但他鼓励张国焘去。
春天，张国焘常到陈独秀处坐坐，发发牢骚。
张国焘在南昌起义部队打散后，逃亡香港，于去年10月中旬到上海。
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时反对暴动，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1月上旬作出《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开除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一次，张国焘向陈独秀建议组织一个工农党。
陈独秀问：“工农党和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张国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遥控。
陈独秀对张国焘的建议十分感兴趣，但他觉得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很难。
他说：“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仅会予我们无情的打击。
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
“但我们可以靠本国的力量啊。
“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以解决的。
陈独秀感到，现在的经费来源比建党初期还要差，作为蒋介石，汪精卫通缉的要犯，陈独秀已无公开谋职谋生的自由。
他见张国焘情绪低落，说：“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
中共中央“六大” 6月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英、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汪泽楷等人。
不少代表问陈独秀为什么没有来参加？瞿秋白解释说，我们和国际一直劝陈独秀来莫斯科，但陈始终不肯。
瞿秋白在大会上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说：“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瞿秋白口头报告有7万字，讲了很长时间。
张国焘因是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代表，在“六大”上受到批评。
但他批判瞿秋白盲动主义说：“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两人常大争特争。
布哈林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代表们在讨论报告时，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政治报告说：“无产阶级政党可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以反对封建和外来的敌人呢？……
我们试问一下自己：‘在中国革命的相当时期内，曾经有没有允许工人阶级在革命的相当阶段上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呢？’我们的回答：‘曾经是有过的’……
加入国民党是否一个错误呢？是否后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基就在这一点呢？……
我想对于这问题，下一个否定的回答……
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很大的收集我们自己共产党力量的源泉。
这种条件是曾经有可能的……
但是这希望的现实，是曾经以共产党方面一定的政治手腕能力当先决条件的。
然而这种政治手腕的能力，在共产党方面却差得很远，机会主义的根源恰恰就在这里。
布哈林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时，也批评了鲍罗廷，说“不过这是另一问题”。
他认为鲍罗廷有许多过错，如没把莫斯科寄到中国的训令传达给中共中央。
王若飞发言时反对把错误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认为应该由党中央集体负责，并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开扩大会议时，王若飞就在会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的做法。
中共“六大”(2)
“六大”后，新任宣传部长蔡和森与总书记向忠发、秘书长李立三等回国。
政治局委员瞿秋白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对执行陈独秀机会主义作了检讨，因而重新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王若飞留莫斯科。
陈独秀没有选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六大”后也没有再分配工作，仅保留了党籍。
瞿秋白后来写道：“是否责任由他一个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
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
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
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蔡和森后来也写道，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的机会主义，“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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