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一面对“六大”纠正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感到甚幸，一面指责目前中央政策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和抹煞党内民主。
陈独秀分析，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群众)领到街上玩弄”。
有不同意见，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革命战争紧急时刻除外。
他举例说，有不少同志与中央有意见，但是不敢讲，怕离开工作被开除出党。
最后，他希望中央将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在全党进行讨论。
就在这时，他的7月28日给中央的信刊登在《红旗》报37期上。
《红旗》同时刊出了《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信上说：陈独秀是跟着群众落后的意识跑，从根本上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
于是，陈独秀于8月11日给中央写了第三封信。
信中强调他上封信是讲党的宣传策略重要性，而中央常委对他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他认为再深入谈这个问题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他不承认自己是跟着群众落后意识跑，而是讲要通过宣传方法，策略上改变，拉来群众，不是脱离群众。
陈独秀认为群众的觉悟并没有达到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8月22日，任弼时在江苏省委联席会议上说：“如果不觉悟，坚持错误，制造派别活动，对其中的领袖分子可以作进一步的解决。
任弼时去年10月在安徽南陵被捕，今年3月才放出。
他没有参加“六大”，但在“六大”上选为中央委员，出狱后负责江苏省委工作。
陈独秀9月初在郑超麟家见到从苏联回上海的刘仁静。
刘仁静说：“我这次路过土耳其，专门去伊斯坦布尔住了20多天，看到了托洛茨基同志。
陈独秀一听，立即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忙请刘仁静说下去。
刘仁静说：“托洛茨基专门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书，由他儿子打字。
三封信(2)
陈独秀忙问：“这本书带来了吗?”郑超麟接过话说：“在我那儿，我们打算分头翻译出来。
陈独秀点头说：“抓紧翻出来。
谈了一会话，谈到30期《红旗》上刊出的陈独秀8月11日给中央的信以及《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长篇文章。
这篇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以严肃的批评”，这封信“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
陈独秀不满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公布其8月5日的信件，说：“他们不刊登我的信，无非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
这一日，3个人谈得很投机。
临别，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有事就过来坐坐。
刘仁静答应了，他也很希望和陈独秀多来往。
开除党籍(1)
对陈独秀等人的托派活动，不少人主张进行警告和挽救工作。
1929年8月30日被枪杀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关押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几天里，曾传书信“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需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
1929年9月，陈独秀开始感到处境不妙。
《布尔塞维克》2卷10号上“韶玉”写的《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说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7个错误，表现了5种机会主义的特点。
彭述之告诉他：“这人叫陈韶禹，六安人，小矬子，大舌条，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现在沪东区委工作。
谈到9月2日《红旗》43期刊登的中央通告，彭述之说：“他们要开除我们了。
通告上写着：“党除对于其思想给予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
陈独秀说：“他们不敢开除，反对派人多，如果开除党籍造成党分裂，责任也是他们。
9月18日，中央发了49号通告，说发现了小组织活动，反党的宣传，无异于反革命的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予以组织上的制裁。
陈独秀生气地说：“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彭述之说：“‘我们的话派’几个人搞了一些油印小册子，刊登了托洛茨基文章。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不能扯到一块去。
陈独秀说。
彭述之说：“梁干乔、区芳他们正在出版托洛茨基的《列宁传》和拉狄克的《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点头，“噢”了一声。
拉狄克1927年被俄共（布）开除出党。
彭述之说：“我们不如组织一个反对派，多拉一些人，他们要开除我们，也不容易。
陈独秀高兴地说：“好呀，可以把人联络一下，人越多越好。
彭述之说干就干，说：“我去通知郑超麟、尹宽他们。
隔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陈独秀寓所里凑名单，一下子凑了几十个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李季、汪泽楷、王独清、何资深、刘伯垂、李仲三、马玉夫、罗世藩、蔡振德、薛农山、任曙、孙煦、彭桂生、彭桂秋、蒋振东、韩俊、吴季严、杜晨之、刘静贞、张以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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