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等徐爵呢，闲着也是闲着，随便聊聊，别那么害怕。”万历摆手道：“朕从小在家里看的书，最喜欢的就是古代汉唐之际的国风、英才，国界扩张之时，国风猛烈、英才狂妄。”
“国家用人不重家世、不拘小节，唯重才能。”
“我大明太祖爷、成祖爷时也是如此，有多大的才能，就能封多高的官爵。”
万历说着叹了口气：“如今不同，承平日久，没了先祖锐气，朝堂暮气沉沉，一切循规蹈矩。”
皇帝有点变得愤世嫉俗了。
其实他说这个徐光启也知道，而且徐光启觉得这很正常。
正经的开拓时期，阿谀奉承的小人、不能做事的人根本没机会窃据高位，因为那时候走错一步就万劫不复，能进取高位的不单单有材力，更重要的还有运气。
历史上哪次大开拓前后三十年不因此而死几十万人？
如汉匈百年战争，汉家与匈奴集结国力，一切国策都围绕战争进行，元朔二年至征和三年，河南之战汉军斩、俘匈奴三万余；河西之战汉军斩、俘匈奴近九万；漠北之战，汉军斩、俘匈奴近九万；西域之战，汉军歼敌三万以上，单单这三十七年间，鼎盛时期总人口二百余万的匈奴便在战争中被歼灭至少二十四万人。
那场战争切实地影响到汉帝国每个子民之生计，汉军最终取得全面胜利，才能在战争中磨砺出皇帝口中那猛烈的国风，历练出狂气之英才。
大明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海外的多场胜利几乎都是民间的胜利，从林来海战开始，帝国并未将任何一次战争拟定为国策，也从未举国之力来对付谁。
南洋的敌人很弱，帝国的影响又极深，那里唯一的帝国力量是南洋卫，一个五千六百人之新设卫所，站在他们身旁的不是帝国兵部，是民间闽广商贾，是沿海弃民海盗。
东洋亚洲的战争，更不是国战了，一边是代表殖民霸主西班牙的新大陆军头反叛，一边是代表大明帝国最强武力的军阀登陆，两个庞然大物都只是伸出只手掰掰腕子，谁都没打算在离核心国土万里之遥的海外大打出手。
西班牙都没有。
九边和尼德兰，才是两个国家真正持之以恒的国策。
西洋，西洋就更有意思了，西洋从来没有以开疆辟土为目的，印度洋、阿拉伯海上航行的一切兵船出发点都只是保护商路而已，打仗的是和尚。
战争与航海，在这个时代危险程度是一样的事，普通人在本能上就会对这两件事产生抗拒。
所有人都知道，海上贸易能让人致富，但付诸行动的只是少数。
这与中原王朝是不是所谓的海洋国家没关系。
除了一些性格喜好特殊的少部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是否参与战争与海贸，决定因素并不是参与危险的海贸和战争能让我富贵，或是说参与了会让我的生活更好。
而是不参与——我将永无出头之日，我将会更穷。
所有国家在长达三百年的航海盛况中，没有哪个大贵族、一品高官出海做贸易或自己去抢占殖民地的，海上泛滥着渴求出头、渴求依靠搏一把改变已经烂到不能再烂命运的人。
大贵族、高级官员往往会参与到这件事里来，以另外一种方式，在欧洲他们资助航海家，出钱出船；在中原王朝沿海大商贾与官员将船借给子侄、宗亲，让他们出海。
所谓的海洋国家，只是不出海不行。
这世上并非每个国家都有中原王朝从秦朝打下的身后基础，任何一个时期只要关起门来把自身问题解决好就可无敌于天下。
“放心吧，朕不会干什么的，瞧你吓得那样儿。”
万历自觉无趣撇了撇嘴，抬手拍了拍太师椅旁边茶几上的宗室名录：“包括这个。”
第七十二章 开源
“徐都督是说，这几个非常有钱，朕画的圈；这几个比较有钱，朕画的方；还有这几个有钱但为人正直……朕缺钱了管他正直不正直呢。”
万历说着就把宗室名册递了出来：“你给朕看看，这里头可有画错的呀？可千万别弄错咯。”
徐爵都快被吓死了。
他正在御马监里喂马呢，戚继光从塞外给张居正送了几匹极好的马儿，张居正把其中一匹送给了冯保。
冯保出门习惯坐轿子，马养着也就看看，一年到头骑不上两回，前一段各地总兵官请战，府上收的战马骏马够拉四辆车，哪一匹都是极好的马，再多一匹也没什么意思。
尤其如今京师比较流行用体型高大的混血西夷马拉车，这还都是皇帝带的坏头儿，善跑有力的蒙古马对这些不讲究战马实用性的人来说多一匹少一匹实在无所谓，因此冯保便将这马转赠给了徐爵。
主要意思还是冯保想约束徐爵，让他别整天穿着飞鱼服在京师打着回避牌子从路中间穿街过巷，影响实在不好。
虽然说京师纵马是犯法，但不论冯保还是徐爵都不怕犯法，与这个相比，反倒是在街上穿着飞鱼袍子招摇过市更不好，后者倒是不犯法——招人厌。
招人厌，可比有法可依的处罚可怕多了。
大明律法是越是重罪处罚越重，越是轻罪处罚越轻，像武官在京师骑马没关系，但不能冲撞人群，你吓到人了，自有法律办你，结果也就是罚钱、罚俸、挨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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