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一例外，他们都被剥夺了原先的户籍。
然后郭鹏下令，把他们迁移离开原籍。
或到凉州金城郡，或迁移到并州雁门郡，亦或是平州辽东郡，成为了一个没有任何权势和资本的庶人家庭。
屯田将是他们永远的事业。
还有特别重要的一条——
这二十二户将被记录在案，遇赦不得归，且子孙三代不得离开新的籍贯，不得回中原，不得为官，以此为贪污渎职和苟且钻营的惩处。
这样残酷的惩戒让官员们不寒而栗。
郭鹏杀人不多，那么大的事情，才杀了二十二人，但是对剩下来活着的人来说，比被杀掉更加可怕。
士人家族出身，却失去了士人的身份，成为了一个庶人，而且子孙三代不得回中原不得做官，等于三代人都没有任何希望了，根本不要想着能回到原籍，能回到这花花世界之中。
他们废了。
这二十二个家族或者是家族分支，或者是家族主脉，皇帝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如此凶狠。
不杀光，却起到了比杀光更加可怕的效果。
这比逼迫崔琰直接祭出家法打死崔渠更可怕。
把这二十二户人直接赶到了边疆苦寒之地去屯田，简直就是另一种死刑。
这还没完。
三司会审总结出来的崔渠的违法违规事实也送到了皇帝面前。
崔渠是如何利用崔琰的声望和权力在吏部拉扯上了关系，然后为人提供便利，这其中的渠道和方式都给审问出来了。
据说皇帝为此极为愤怒。
皇帝认为魏国建立才两年，在官员问题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可见吏治问题之严重，他决心要从严整治这一问题。
这让不少官员感到了危机重重。
他们四处询问这样的情况是否可能发生，以及他们自己是否是安全的。
惴惴不安的恐慌情绪席卷了整个尚书台，也波及到了御史台和内阁之中。
魏帝国建立前后所隐藏的核心矛盾之一在这个时候似乎就爆发出来了。
这一核心矛盾的牵扯面真的很广。
所以一经暴露，立刻就爆发了。
这场延德三年年初发生的震惊朝野的大案，被称为——崔渠案。
第0916章 他们不该受教育
崔渠案发，对整个郭魏帝国官僚系统的打击是很大的。
前朝一直以来都遵循的潜规则，到了新朝默默运行了两年多之后，忽然被皇帝打击了。
其实说到底，这在东汉帝国时代就是惯例，就是大家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
可这件事情并不简单。
不是简单地争权夺利，不是简单地皇权和群臣的斗争。
这也是郭某人为大规模发动变革做的一次预演。
培养门生，辟召故吏，这是顶级士族营建关系网络的方法，是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等四世三公的顶级士族成就伟业的正常操作。
门生，故吏，这是顶级士族的立身之本，没有门生和故吏，就没有顶级士族。
门生且不说，这些大家族在中央依靠三公的辟召权，在地方利用郡守刺史的辟召权，大肆招揽故吏，营造自己的政治势力。
这本身就是双重君主规则下被允许的事情，是东汉帝国皇权衰落之后默认的事实。
但是很明显，现在的郭魏帝国，这是不被允许的。
中央集权制度被再次确立，且被大大增强，恢复到了连东汉最开始建立的时候都没有的地步，几乎接近西汉后期了。
依靠绝强的武力和个人威望还有超强的权术手段，郭鹏建立起来的郭魏帝国大肆打压了官僚们招揽故吏的权力。
虚设三公，罢免重号将军开府权，限制刺史郡守辟召权，将察举制度直接导向中央，通过礼部连接到吏部，最后指向皇帝本人。
这一系列的操作大大削弱了反中央集权势力的强度。
可以说东汉以后地方主义的盛行趋势到了郭魏帝国建立之后被猛然打断，还有了些许回流向西汉的趋势。
在局部层面，比如军队层面，甚至还有回到秦帝国时期的程度。
这都是郭鹏一手缔造的局面。
很明显，郭鹏早已洞悉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真实原因。
于是对于各种盛行于地方的官员辟召权进行了强力限制，将地方保护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势头狠狠地打压下去，再次树立了中央集权的威望。
这一点是制度确立之后士人们才逐渐反应过来的。
政治上的潜规则，士人们自己心知肚明，却绝对不会对外宣扬，更不会记载在史书之中。
就算记载，也要用仁义做外衣，好好地掩饰一番。
战争的确摧毁了很多地方上的豪强士族的势力，盘踞在地方为所欲为的豪强们大量死亡，使得地方保护主义和分离主义陷入了低潮期。
郭鹏抓住了这个低潮期，改变了本地人做本地官的规矩，直接把郡县当地的重要职位任免权也收归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压制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分离主义。
州刺史也好，郡太守也好，县令县长也好，身边的重要佐官都是中央连带着一起任命，不归地方主官任命，也不一定要任用本地人。
任用和罢免，主要由中央负责判断，地方官员不得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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