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反驳五世说的。
首先，从公羊派的三世说的内容，提出太平世就是大同世的说法，先就次序上，五世说就不成立。
其次，又提出天道循环往复的道理，来反驳，五世说，由据乱世到大同世之间的关系。
最后，提出了天道变而人心不变的道理。
也就是，不同历史阶段之中，内圣之心却是一样的，只有兴教化，先令天下百姓成为道德上的圣人，人人相亲不相害，大同之世才能到。而今以功利之心求之，根本不可能达到的。
这一篇文章之后，吴与弼又立即写了一篇关于薛瑄悼文。高度评价了薛瑄的一生，并将薛瑄之死与道统挂在一起。
所谓文以载道，吴与弼很少写文章，他教授弟子更多是言传身教，只是心中有清晰的思想与道理，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掷地有声。气理冲盈。
只是语气之中，多有不客气的地方。
陈献章看了之后，单独对吴与弼说道：“夫子，此文一出，陛下会不高兴的。”
吴与弼说道：“从道不从君，此乃吾辈之道。”
陈献章说道：“夫子，你刚刚不是这样说的。”
吴与弼说道：“之前，是有薛先生在前，如果陛下一怒，天下理学之辈，皆如草伏，则天下人如何看我等。”
“读圣贤书，所谓何事。殉道而死，可谓无憾。”
“再者，情况也不会那么坏，当今登基以来从来没有以言罪人过，估计而今也不会的。”
陈献章说道：“先生如此，弟子也留下来。”
吴与弼说道：“不用了，你我师徒各有所责，薛先生所言不错，我理学就是重内圣之道，失了外王之道，方才有今日之事。我在这里，主持天理报，而你回广东，专心学问，补前辈之缺。”
“你不是要当圣人吧，正当其时也。”
陈献章依旧担心吴与弼，说道：“只是——”
“不要只是了，你如果真想做，就等我死了之后再来。”吴与弼的语气有几分低沉说道。
陈献章知道，这一句话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他病死了，寿终正寝，另一个就是他为皇帝所杀，理学的旗帜总是要有人举起，那个时候就是陈献章的责任了。
陈献章后退一步，行礼说道：“弟子知道。”
随即收拾东西，离开了京师。
吴与弼送陈献章离开，心中忽然有一种吾道南矣的感觉。
第四十一章 天下风潮
整个正统三十一年七月间，大明不管民间与官场，都是一片火热。
这一片火热，不仅仅是炎热的天气，还有各种讨论的火热气氛。
对于辟雍之会的结果，大多数人是不认同的。再加上甲骨文发现这一件事情，一下子无数大儒都有发表意见的想法。
而有了天理报这个先例之后，短短半月之间。仅仅京师就有十几分报纸出现，南方也有筹办报纸的想法，只是因为成本的问题，暂时没有开始。
无他，就是少府一套铜活字的功劳。
这些报纸的印刷都是由少府来承担的。这才降低了成本。虽然不能让报纸赚钱，但是最少赔的少一点。
但是南方却没有这样便利条件。
毕竟打造一套铜活字，不仅仅要昂贵的成本，还有无数能工巧匠。民间士绅想在短期之间搞一套不大可能。
而且如果办报纸，还需要一套印刷作坊。成本就太高了。
虽然大明的报纸产业行几年前就有了，但是真正普及开来，并且开始影响民间，却是正统三十一年开始。
当然了，对朱祁镇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无他，理学道统从唐末到而今，数百年的底蕴，决计不是，朱祁镇一个人可以轻易动摇的，即便朱祁镇是皇帝。
所以，大部分报纸都有一个态度，从各个方面来反驳五世说。
当然了，有些话不会明着说，含沙射影，隔山打牛之类的文笔。每一个写文章的谁不会啊。
商辂这一段时间最忙碌不过了。
明报屡屡加刊，就是反驳这些文章。
但是并不能压制这样的局面。
特别是吴与弼主持天理报以来，更是冲锋在前。就很多议题，反复驳斥。吴与弼的落脚点就在人心之上。
大体而言，如果人心堕落，纵然物资上很丰富，这个世界也是一个乱世，甚至不能维持下去。
天下之安在于人心思定，天下之乱在与人心思乱。人心不治，则天下不可治。
将道德提升到一个决定一切的地位上。而理学这一套体系，恰恰是维系纲常，治理人心之法。
当然了，如果吴与弼一个人这样做。
朱祁镇还不在乎。
他还是有容人之量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各地地方官，乃至京师六部之中，纷纷有大小臣子上书。
秉承于吴与弼一样的观点。重申先王之道，遵从夫子之言。不要皇帝在标新立异了。
这就大大不妙了。
如果不逃出理学，或者儒学的框架，那么朱祁镇之后的所作所为，都会被打成王安石第二。
要知道，王安石在后世是正面人物，但是在这个时代，却是彻头彻尾的负面人物。是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
但是即便王安石也知道在变法之中，要将王安石自己的学说，定为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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