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赵曙为濮王守孝时，制服已经降了一个等级，其后对生父母称考妣，这是合乎礼节的；
其二，世间哪有儿子册封父亲高官大国的道理？
其三，礼制无称父亲为皇伯的先例。
于是中书建议，下两制下臣僚讨论。
这是一招昏招，结果意见反应上来，大多数官员站在司马光一边。
六月，曹太后从内中出手书，同样站在司马光一边，并切责中书不当议称皇考。
于是赵曙只好暂时罢议，要求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
于是台谏上套了，翰林学士范镇，侍御史贾黯上书要求依从王珪首奏。
而且仗着有太后手书，言辞也开始升级，侍御史吕诲直斥中书一帮子为——“佞臣”！
司马光的奏章也升级了：“政府之议，巧饰辞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之大典，蔑弃天下之公议！”
结果八月汴京大水，打断了这一进程。
然而到了十一月，救灾完毕，吕诲旧事重提，连上七道奏疏，在没有得到答复之后，连续四次请辞。依然没有得到赵曙答复之后，吕诲将事件升级——弹劾韩琦！
他将八月大水归咎于韩琦导君以谄：“《五行志》曰：‘简宗庙，废祭祀，水不润下。’”
“永昭陵土未干，玉几遗音犹在。乃心已革，谓天可欺，致两宫之嫌猜，贾天下之怨怒。得谓之忠乎？”
然而新年一过，初七大朝会第一天，台谏的矛头，突然一齐转向了参知政事欧阳修。
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合奏：“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
这就是柿子拣软的捏了，明明是韩琦首开濮议，台谏经过一个长假回来，突然改变策略攻击起欧阳修来了。
苏油分析，这事情台谏绝对是在高人的指点下进行的，根据谁受益谁阴谋的原则，大概率就是隐身幕后不再出头的司马光。
之所以攻击欧阳修，一来是韩琦相两朝，立人主，曾公亮资望深厚，台谏搬不动，皇帝也不敢支持他们动这两位。
相比之下，欧阳修资历浅得多，且有些政治洁癖，从之前不愿意担任枢密使，如今众人泼污水说他首倡濮议他没有甩锅给队友，而是将这名声扛起来应战，就能够看得出人品。
一旦弹劾比较凶猛，欧阳修多半会主动请辞，这不能不说是台谏“君子”们的算计。
接着十三日，十八日，台谏攻击越来越猛烈。
欧阳修老老实实应战，一条条反驳，还是老调重弹，其一自古无皇伯说；其二简宗庙致水灾，是厚诬天人之说；其三言汉宣，哀帝之法就不该用，是以果推因，不原本末。
韩琦也在想办法，不过他的办法，是同样不走正道——利用内官，说动太后！
正月二十三，太后态度翻转，不管是不是受到威逼，总之，太后同意了中书派的主张！
赵曙立刻诏书跟上，言辞谦让的同时，咬死是“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书如前。”并请求在皇考陵园立庙祭祀！
这等不走寻常路做法，当然激起台谏强烈反对，吕诲等人自动停职，杜门待罪，并将中书派不光彩的一面在奏章中一一点了出来。
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鼎、赵瞻自使辽归，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
赵曙连下旨意，要求台谏恢复运转，然而台谏连上九道奏章，除非国家处置欧阳修，韩琦，否则绝不奉诏。
司马光也奏请与尧俞同责，家居待罪。又奏乞早赐降黜，凡四奏，卒不从。
二十七日，已经获得胜利的赵曙要求停止濮议，并询问中枢台谏的奏状该如何处置。
所有人都不说话，只有欧阳修继续铁头：“遇到这种理难并立的情况，如果臣等有罪，那就该留下台谏；如果认为我们无罪，那就请圣旨。”
于是，赵曙决意将台谏派的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傅尧俞，赵鼎，赵詹派出京城，结束此次争议。
第四百五十九章 苏洵去世
司马光再次发言：“窃闻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因言濮王典礼事尽被责降，中外闻之，无不骇愕。”
“臣观此三人，忠亮刚正，忧公忘家，求诸群臣，罕见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尽从窜斥，臣窃为朝廷惜之！”
“臣闻人君所以安荣者，莫大于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天下之人，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怅然失望。”
“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辈逐之，臣恐累于圣德，所损不细，闾里之间，腹非窃叹者多矣。”
总结得非常好，声望更加隆崇，但是苏油已经冷冷地给他贴上了标签，仁宗朝铁骨铮铮的知谏院，已经蜕变成了英宗朝完美的政客。
欧阳修倒是上了硬货，事后五道奏章，连求外放，不过赵曙没有同意。
其实这次事件没有赢家。
皇帝一意孤行，让绝大多数臣僚失望；
太后意志不坚定，再次被韩琦戏耍；
台谏虽然获得了名声，但是被贬出京；
宰相和参政，任由欧阳修独自奋战，寡不敌众，最后他们成了官员群体中公认的佞臣，污了名声；
最无辜欧阳修，也是因为他在庆历新政中首开言路炮轰，导致“谏官之横”，如今自尝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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