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漕运发达，各地官府会对船只会收取过路费，而且不管是实载还是空载，都要收。
苏轼在离任之前曾经结合自己在浙江救灾时遇到的实际情况，上章言此税之弊：
“臣闻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
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凑，以压太贵之直。
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
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臣窃为圣世病之。
只如去年浙中水灾，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运米以救苏、湖之民，盖百余万石。又计籴本、水脚，官费不赀，而客船被差者皆失业破产，无所告诉。
与其官私费耗为害如此，何似消去五谷力胜税钱一条，只行天圣附令免税指挥，则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纵有水旱，无大饥荒。
虽目下稍失课利，而灾伤之地，不必尽烦陛下出捐钱谷如近岁之多也。”
大苏是非常聪明的人，他看到了朝廷设置的这个税种，好像是得到了利益，其实带来的损失却远比税收为大。
当然大苏并不是从利字出发，而是从义字出发，看到了商路通畅，货物流转，对民生带来的巨大好处。
等到抵达扬州，苏轼并没有就此撂开手，依旧孜孜不倦地上奏：
“今隔一路之外，丰凶不能相救，未为良法。须是尽削近岁弊法，专用天圣附令指挥，乃为通济。
五谷无税，商贾必大通流，不载见钱，必有回货。见钱、回货，自皆有税，所得未必减于力胜。
而灾伤之地，有无相通，易为赈救。官私省费，其利不可胜计。
今肆赦甚近，若得于赦书带下，光益圣德，收结民心，实无穷之利。臣寻与范祖禹具奏其状矣。
窃揆圣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继祖武之意。兼奉圣旨催促，祖禹所编仁宗故事寻已上进讫。
臣愚窃谓陛下既欲祖述仁庙，即须行其实事，乃可动民。
盖谓此事出于天圣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广，望陛下主张决行。”
苏轼提到自己和范祖禹一起收集过仁宗时候的敕告，发现仁宗在天圣年间的一道附令里曾经做过批示，要求免除力胜钱。
只不过后来不知何时起又被恢复了。
其实苏油觉得这只是大苏为朝廷粉饰，仁宗这道附令，可能压根就没有被执行过。
这种情形，与另一个时空改革开放民力复兴之初，各地政府狂设路卡狂收过路费那般，如出一辙。
还真特么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
但是不管如何，苏轼和范祖禹翻出这道附命，这就是“故事”，有所“依凭”，于是赵煦下诏，命户部参照施行。
苏元贞也是非常能干的大臣，半月之间便料理明白，而且不但将免税范围只限定于船只、还包括了车辆；不只限于粮食运输，甚至还包括了其余货物运输。
民间大得便利，路上和水上的车辆船只一下子增多了起来。
交通过路费，在各州县的行坐两税上，基本又捞了回来。
这就叫不费而惠，于是赵煦下令，赏赐了范祖禹、苏元贞，表示嘉奖。
大苏就算了，免得又给他招口舌。
第一千七百二十一章 许炫富诏
癸丑，降诏恤刑：“方夏暑时，动植之类皆以遂其长养，而吾民触禁抵法，系缚囹圄。其深文之吏，或不能体朕钦恤之意，因循延蔓，久不为决，干阴阳之和，非细故也。
其诏天下官司之长，敬若时令，哀矜庶狱，以丕应朕志。”
大理寺卿毕仲衍上奏，《宋刑统条法事类》编造完毕，上呈御览。
此书编目仔细明白，门类齐全，体现出了专业性，让天下官员做到了有法有例有调整空间，相比之前凌乱不堪，堆房架屋，相互抵牾的法令判例，真正做到了纲举目张。
而且该书前头还有一个《总序》，声明了大宋文明治国的渊源，法律体系形成的由来，以及立法的目的。
这个总序，描述了不少关于国格、国家属性和以仁治国，以仁立法等理念性纲宪性的东西，在苏油的眼里，这是比内容还要重要的部分，已经具备了《宪法》的雏形。
赵煦大喜，命刊行天下州县，作为地方理刑的必备工具书。
毕仲游也上奏：“刑部、大理寺诸狱皆置气楼、凉窗，设浆饮，荐席，罪人以时沐浴，食物常令温暖。遇寒量支柴炭，贫者假以衣物。其枷杻，暑月五日一濯。有狱州、县当职官，半年一次躬行检视修葺，务令坚固。”
从之。
戊午，御史中丞李之纯言：“臣僚上言，乞严立制度，以绝奢僭之源；杜绝邪侈，以成风俗之厚。
至于闾巷庶人，服锦绮，佩珠玑，屋室宏丽，器用僭越，皆可禁止。
诏令礼部将见行条贯行下。按嘉佑敕，犹有品官民庶装饱逝珠之法，至熙宁、元佑编敕即行删去。
窃以承平日久，风俗恬嬉，以华丽相高，而法禁纵弛，至於闾阎下贱，莫不僭踰，以逞私欲。
商贾贩易，获利日厚，则彼方采取，其数日增，最为残物害人、浮侈踰僭之甚者。
独无其法，何以示民？
愿降明诏，禁广南东、西路人户采珠，官私不得收买，海南诸蕃贩真珠至诸路市舶司者，抽解一二分入官外，其余卖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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