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癸未，吕公著抵达。
入见，太皇太后遣中使赐食。
吕公著上奏：“先帝新定官制，设谏议大夫、司谏、正言，设定的官职人数是很恰当的。”
“然而御史之官，号为天子耳目，而比年以来，专举六察故事，只考察六部执行效率，却又不当了。”
“请尽罢察案，设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诏谏官、御史并须直言无讳，以规主上之过失，举时政之纰缪，指群臣之奸党，陈下民之疾苦。”
吕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谕吕公著：“看过了爱卿所奏，深有开益。当此拯民疾苦，更张新政之时，当何者为先？”
庚寅，吕公著上奏：“自王安石秉政，变易旧法，群臣有论其非便者，指以为沮坏法度，必加废斥。”
“其中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财尽；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若此之类甚众。”
“然更张须有术，不在仓卒。”
“如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校，则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
“免役之法，当少取宽剩之数，度其差雇所宜，无令下户虚有输纳。”
“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委本路监司提案，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
“至于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缪。”
“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
“及福建、江南等路配卖茶盐过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恐当一切罢去。”
“而南方盐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
“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惊物听而实利及民，当务之急，未如任人。”
应该说，吕公著在更张新法这一点上，远比长期不经实务的司马光明白得多。
接着吕公著开始给朝中推荐人才：“孙觉方正有学识，可以充谏议大夫。范纯仁刚劲有风力，可以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刘挚资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苏轼、王岩叟并有才气，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
最后依旧当心朝廷过于操急：“王安石举新法，苏油曾详制条陈，列析利弊，然多未得容。”
“其后亦皆中其弊，预见若神。”
“今欲更张，其后可得无安石之弊乎？”
“臣乞必得苏油入京，祥与计议，方可施行。”
第一千四百五十六章 主意
太皇太后封吕公著奏章交给司马光，要他给意见。
司马光上奏：“公著所陈，与臣言正相符合；唯保甲一事，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家，当一切废罢，更安用教习？”
接着也补上大佬入朝第三件事——推荐人才：“陛下推心于臣，俾择多士。
窃见刘挚公忠刚正，始终不变；赵彦若博学有父风，内行修饬；傅尧俞清立安恬，滞淹岁久；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唐淑问行己有耻，难进易退；范祖禹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六人者，皆素所熟知，若使之或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
“馀如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望陛下纪其名姓，各随器能，临时任使。”
“至文彦博、吕公著、苏油、冯京、孙固、韩维等，皆国之老成，可以倚信，亦令各举所知，庶几可以参考异同，无所遗逸。”
戊戌，以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吕公著为尚书左丞。
知庆州范纯仁上书：“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盐司知之；茶盐、利局、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寄者知之；军政之弊，三帅与将领者知之；边防之弊，守边者知之。”
“司徒蜀国公苏油曾建言先帝，年使朝官条陈本职，限一月内闻奏。”
“请将其制下京外各官，亦可因其所陈，略知其人之才识，然后审择而行之。”
高滔滔命司马光给苏油发电报：“卿负年力，入洛即乘火车，不待踌躇。切望！”
……
其实苏油走得并不慢，当然也不急，只是正常速度，只因路途最远，所以现在刚刚抵达洛阳。
而且一年没有接触庶政，他也需要有一个重新熟悉的过程。
还有就是太皇太后和司马光、吕公著的心态。
如今的国事，哪里有他们所想所说的那么严重，真要胡搞瞎搞，反而可能会出问题。
从两人给太皇太后的谏议看来，政治主张先不说，政治手段却还是老一套，那就是先把控台谏，然后将“小人”逐出朝堂，尽数换成自己人。
不过如今的台谏威力已经不大，因此吕公著的奏章，是想要先将这门武器重新装备起来。
然后司马大光就可以继续跟脚下火车一样咣咣咣了。
苏油却是暗自冷笑，想得美。
两年时间，洛汴铁路已经修造完毕，不过最大的火车站没有在洛阳城，而在兴洛仓。
兴洛仓的战略意义已经悄然转化，从战争后勤保障悄悄变成了西北和首都的经济保障。
其中洛汴铁路的作用功不可没。
天下财赋输汴京，导致汴京大城市病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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