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这条，需要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劳动技巧的提升，需要工具的改进，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知识的传播。
王安石也吸收了苏油和张方平的一些观点，认为生产不光光限制在农业，而应当包括工业和商业。
“四民之业即其田”，这个观念，在这本书里也提了出来。
书中除了对土地租佃、流转、兼并做了深刻论述和反思，同样对货币、商品交换、价格、劳力、薪水、资本、利润、专利，也做了非常详尽的阐述。
而对于货币、银行、金融等方面，则基本援引了苏油和张方平的论述。
书中对很多新兴的经济现象和经济产物，进行了详细说明，包括了国家大型企业如钢铁厂，造船厂的运转模式；大型私人资本企业如毛纺厂、皮革厂、机械厂的运转模式；新兴金融手段如定活期存款，汇票，保险业务等的研究分析；甚至连海外殖民地、捕鲸业、新型牧场、家庭式新式立体农业，都做了论述。
最后得到的观点，就是大宋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提高了大宋每一个人的人均“社会生产效率”。
生产的另一面是消费，作为两任宰执，王安石对国家收入的来源与分配也做了详尽描述，尤其详细地描述了自元丰以来，国家的开源节流的具体措施。
但是书中还是保持了儒家的保守，对苏油让宗室自立，成为“民力”的组成部分，表示了赞同，但是同时又提出了“与民争利”的问题。
而且王安石悲观地认为，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掠夺。
他认为自己早期新法的失败之处，其症结就在“取民利与国”。
而现在大宋的经济走势，让他又产生了大宋正一步步走向“取民利与权贵”的担忧。
第一千四百九十八章 新宫
书只写到了这里，当时苏油还没有向高滔滔建议分割四通，“以宗室入四民”；章惇还没有提出“税制倒挂”，“量产为税”。
王安石自己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只希望从统治阶级的“仁善”“爱人”等道德要求来解决。
章惇在领悟到苏油的对辽经济手段之后，回去重读此书，越读越是心惊，也读出了很多困惑，因此经常与苏油进行探讨。
其中章惇最反对的就是安石相公关于国家支出这部分的描述，认为安石相公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国家安全。
而章惇心目中的国家安全，可不光光是保卫国土不被侵犯，还包括了定期打击周边势力组建的军事力量，甚至将此过程中造成的军力损失都算到了国家成本支出上头去。
这娃就是骨子里边的鹰派，这才多收了三五斗，就已经开始萌发后世帝国主义思想和霸权主义的思想雏形，认为大宋周边的势力，凡是不当舔狗者，就该统统杀光。
这又有些过分了。
于是苏油一路又跟他掰扯这个运维成本的问题。
国际外交的手段有很多，并非只有军事一途，军事其实是相当耗成本的一门生意，而且隐患很大，处理不当，那就相当于给子孙埋雷。
比如大宋周边地区，好多地方即便拿下来又怎样？
千年之后都还得扶贫，何况现在？
而且一个四境不宁的国家，想要安心发展是不大可能的，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关于“度”的控制问题。
总之就是既不能如司马鸽派那般，恨不得将国防经费从国家预算中全部抹去，寄希望与别人不打自己；
也不能如秦国西夏那般，走古典军国主义的路子，五百万人口养百万之军，除了对外掠夺征战，别无它途。
国人有一种思想，就是成王败寇，将成功者过度地拔高，失败者过度的贬低。
很多人还不理解暴秦之“暴”何来，其实一眼就能明白。
秦取百越，“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
赘婿在秦代的概念与后世不同，其实就是世袭奴隶。
《云梦秦简释文一·为吏之道》：“自今以来，遐门逆吕，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田宇。三世之后，欲士士之，乃署某籍曰故某虑赘婿某，更之乃孙。”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隶臣”，“隶妾”，“奴产子”之类的奴隶。
还有大量触犯法令由平民转化而成的“城旦”，“刑徒”。
光骊山刑徒就高达七十万，还不包括送往北疆南疆，诏旨永远不得返回的那些，这绝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有的现象。
当这些力量汇聚成一个“反政府”的阶级，问题就大了，麻烦就来了。
秦朝，奠定华夏一族大一统的基本格局，开拓出后世华夏一族的基本版图和地理生存空间，拱华夏一族消化到大宋今日都还有余，仅仅这一点，就已经可以称之为伟大。
但是却没有必要无限拔高，甚至涂脂抹粉企图篡改历史真相。
其实就一个“书同文，车同轨”，也不是始皇所创。
《周礼·考工记》里边的规定得非常详细，有如“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又有如“瓬人为簋，实一觳，崇尺，厚半寸，唇寸。豆实三而成觳，崇尺。凡陶瓬之事，髻垦薜暴不入市。器中膊，豆中县，膊崇四尺，方四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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