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南汉国主刘鋹堪称昏君中的极品，纸醉金迷、凶残暴虐、荒淫无度。
对付自己人他很拿手，皇室宗亲几乎被他全灭。
为了防止官员造反，这货想出一绝招——给官员们动手术，让他们成为宦官。
等到潘美打过来，刘鋹六神无主，便问手下该怎么办。
手下也够混账，跟他说宋军之所以要打我们，那是因为觊觎我们的好东西，只要我们将宫室府库内的宝贝全给烧了，他们无利可图之下，自然就只能回去。
于是刘鋹真的就放了一把火，烧掉了皇宫，并将半个广州烧为白地。
等潘美打到广州哭笑不得，只能把刘鋹抓去开封当战利品，南汉灭亡。
直到真宗、仁宗时期，广州城才开始渐渐恢复。
之后不断有官员上报，广州多蕃汉大商，却已经“城壁摧塌”，坊里富庶却又防卫衰弱，无城池郛郭，周边便出现了不少海盗。
珠江口水面壮阔，号称“小海”，一时成为海盗的天堂，最多时有三百之众，而蕃汉百姓如同露天筵席上的丰富菜肴，任由盗贼宰割。
一座城市遍地财富却没有城防，这就像是家有千金却从不锁门一样。
庆历五年，任中师回朝，再次向朝廷建议广州修城。
新任知州魏瓘，在旧城角落发现一块古砖，铭刻着“委于鬼工”四字。
鬼与委合在一起，就应了“魏”这一姓氏，魏瓘认为这是天意，于是召集军民，以南汉旧城为基础，大修子城。
任中师和魏瓘可谓高瞻远瞩，子城重筑后不久，就爆发了侬智高之乱。
然而魏瓘修筑的子城固若金汤，城内新开凿的井水充足，侬智高围城五十余天师老兵疲，番禺县令萧注募集勇士，趁晚上飓风大起，点火焚烧敌军船只，一时间烟焰蔽天，侬智高只得败退。
虽然子城出色完成了御敌的任务，但还是过于狭小，无法容纳更多百姓。
治平四年，宰相吕蒙正之子吕居简知广州，打算修建西城，但苦于工程困难，于是只好将目光投向东部，早在东汉末年，由步骘在“赵佗城”旧址上修建的越城。
吕居简不久调任，但仍旧上书，请求在越城遗址上修筑东城，新任知州王靖接手后，历经百余日，将东城修毕，方圆四里，城橹五十一，北门“拱辰”，南门“迎薰”，东门“震东”。
只有西面与子城隔文溪相望，未修城墙，有“致喜桥”跨濠与子城东门迎春门相连。
熙宁四年，福州知州程师孟移任广州，鉴于侬智高围城时掳掠城外藩汉数万家而去，“百年生聚，异域珍玩，扫地无遗矣”。认为地方治安与百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广州城的格局规模，依然是当政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广州背山望海，城北越秀山，城南珠江水，东部越城残迹规模迫隘，再往西，则土地低湿，唐代以前基本是河汊沼泽。
司马光的评价是“地皆蚬壳，不可筑城”。
因此广州并没有修建大城的地理优势，能修的，前人差不多已经修了。
只剩下另一种可能性——造砖，修砖城。
程师孟在福州就是个治水修城的小能手，经验丰富，决意顶住议论，修筑西城。
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比起战乱造成的损失，修城花费简直微不足道，而广人自侬智高之后，常因没有外城保护而担惊受怕，一日三惊，所以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空前支持。
第一千六百五十七章 蕃坊
欲修城必先拆迁。正好侬智高之乱，让城西靠近子城的建筑尽数化为灰烬，反而让大量的拆迁障碍一扫而空。
当时广州知州的职务已经成为烫手山芋，一方面，朝廷施压让地方官筑城，另一方面，知州们担心工程失败会被问责。
比如余靖，因为岭南出身，深知广州修城困难，就宁愿不升官也要辞免广州职务。
但是程师孟本身魄力十足，决心迎难而上，坚持要在土质疏恶的广州西面，筑起一座新城来。
赵顼不但同意，还特意派遣使臣，给程师孟带去棱堡的图纸。
不过赵顼是想多了，造砖得用粘土，须得取自农田或是深挖埋藏于地下的膏泥，城砖在广州可精贵得很，不可能用本地的蛤壳土和酸红土烧造得成。
知州一个接一个地到来，都以无土烧砖而放弃修城。
当初吕居简见到街衢有砌石段，便马上借去修城脚。
直到好几任知州之后，官府烧出城砖，才归还了从老百姓那里借来的城脚石料。
熙宁五年八月，西城历时十个月的艰难建造，终于完工，整个广州城周长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四尺，九门，将广州最繁华、人烟最稠密的蕃坊纳入城中。
广州到此奠定三城并立的格局，宋代广州城，总面积扩张到唐城的四倍以上。
有了安全的城防，广州才成了吸引商贾们前来贸易的地方，城南的西澳成了有城墙和码头保护的内港，商船往来，百货充盈，为“五都之市”。
附近还有大市街、象牙街、玛瑙巷等街巷，程师孟得意地留下一首诗：“千门日照珍珠市，万姓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
但那是程师孟给自己脸上贴金，相比唐代广州蕃坊胡人商贾往来不断，人数长期十万以上，象牙、翡翠、珠玑、蕃药不计其数，积载如山的盛况，还差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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