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把肚子混饱就行，谁当太子鬼才关心。更何况沈一贯和朱赓的关系，以及万历迫不得已才同意立长子这些情况，地方官都未必知道，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清楚？
但细细一查，才发现这位仁兄倒还真有点来头。
原来皦生光先生除了是秀才外，还兼职干过诈骗犯。具体方法是欺负人家不识字，帮人写文章，里面总要带点忌讳，不是用皇帝的避讳字，就是加点政治谣言。等人家用了，再上门勒索，说你要不给钱，我就跑去报官云云。
后来由于事情干得多了，秀才也被革了，发配到大同当老百姓，最近才又潜回北京。
可即便如此，也没啥大不了，归根结底，他也就是个普通混混，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嫌疑人，是因为他曾经敲诈过一个叫郑国泰的人。
郑国泰，是郑贵妃的弟弟。
一个穷秀才，又怎么诈骗皇亲国戚呢？
按照锦衣卫的笔录，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有个人要去郑国泰家送礼，要找人写文章，偏偏这人不知底细，找到了皦生光。皦秀才自然不客气，发挥特长，文章里夹了很多私货，一来二去，东西送进去了。
一般说来，以郑国泰的背景，普通的流氓是不敢惹的，可皦生光不是普通的流氓，胆贼大，竟然找上了门，要郑大人给钱。至于此事的结局，说法就不同了，有的说郑国泰把皦生光打了一顿，赶出了门，也有的说郑国泰胆小，给钱私了。
但无论如何，皦秀才终究和此事搭上了边。有了这么个说法，事情就好办了，侦查工作随即开始，首先是搜查，家里翻个底朝天，虽说没找到妖书，但发现了一批文稿，据笔迹核对（司法学名：文检），与妖书的初期版本相似（注意，是相似）。
之后是走访当地群众，以皦秀才平日的言行，好话自然没有，加上这位兄弟又有前科，还进过号子，于是锦衣卫最后定案：有罪。
案子虽然定了，但事情还没结。因为明朝的司法制度十分严格，处决人犯必须经过司法审讯。即便判了死罪，还得由皇帝亲自进行死刑复核，这才能把人拉出去咔嚓一刀。
所以万历下令，鉴于案情重大，将此案送交三法司会审。
之前提过，三法司，即是明朝的三大司法机关：大理寺、都察院、刑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若干部门。
三法司会审，是明代最高档次的审判，也是最为公平的审判。倒不是三法司这帮人有啥觉悟，只是因为参与部门多，把每个人都搞定，比较难而已。例如当年的严世藩，人缘广，关系硬，都察院、大理寺都有人，偏偏刑部的几个领导是徐阶的人，最后还是没躲过去。
相比而言，像皦秀才这种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人，死前能捞个三司会审，也就不错了，结案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这起案件，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到三法司，皦秀才就不认账了。虽说之前他曾招供，说自己是仇恨郑国泰，故意写妖书报复，但那是在锦衣卫审讯时的口供。锦衣卫是没有善男信女的，也不搞什么批评教育，政策攻心，除了打就是打，口供是怎么来的，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进了三法司，看见来了文明人，不打了，自然就翻了案。
更麻烦的是，沈一贯和朱赓也不认。
这二位明显是被妖书案整惨了，心有不甘，想借机会给沈鲤点苦头吃。上疏皇帝，说证词空泛，不可轻信，看那意思，非要搞出个一二三才甘心。
所以在审讯前，他们找到了萧大亨，准备做手脚。
萧大亨，时任刑部尚书，是沈一贯的亲信，接到指令后心领神会，在审讯时故意诱供，让皦秀才说出幕后主使。
可是皦秀才还真够意思，问来问去就一句话：
“无人主使！”
萧大亨没办法，毕竟是三法司会审，搞得太明显也不好，就给具体负责审案的下属，刑部主事王述古写了张条子，还亲自塞进了他的袖口，字条大意是，把这件事情往郭正域、沈鲤身上推。
没想到王述古接到条子，看后却大声反问领导：
“案情不出自从犯人口里，却要出自袖中吗？！”
萧大亨狼狈不堪，再也不敢掺和这事。
沈鲤这边也没闲着，他知道沈一贯要闹事，早有防备：你有刑部帮忙，我有都察院撑腰。一声令下，都察院的御史们随即开动，四下活动，灭火降温，准备冷处理此事。
其中一位御史实在过于激动，竟然在审案时，众目睽睽之下，对皦秀才大声疾呼：
“别牵连那么多人了，你就认了吧。”
审案审到这个份上，大家都是哭笑不得，要结案，结不了；不结案，又没个交代，皇帝、太子、贵妃、内阁，谁都不能得罪。万一哪天皦秀才吃错了药，再把审案的诸位领导扯进去，那真是哭都没眼泪。
三法司的人急得不行，可急也没用，于是有些不地道的人就开始拿案件开涮。
比如有位审案御史，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同事说，他已经确定，此案一定是皦秀才干的。
大家十分兴奋，认定他有内部消息，纷纷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御史答：
“昨天晚上我做梦，观音菩萨告诉我，这事就是他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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