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口几近百万的超级城市里，起码有三十万以上的善于织造的女性。
这是无比宝贵的财富！
除此之外，那些在临淄城的商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男性，也可以从事种种工坊工作。
他们应该，都掌握了一定的木匠、泥瓦匠甚至是铁匠技能。
善于使用和学习各种工匠工具、技术。
要是能想个办法，从临淄那边搞个十几二十万合格的手工业人口迁徙到新丰……
张越只是想着这个前景，就忍不住的流下了哈喇子！
但……
当他回过头来时，却看到在坐的众人，都是神色严肃，表情肃穆，也连忙收敛心神，表现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没办法！
在如今的汉室天下，仇商的气氛，非常浓烈！
无论是今文学派，还是古文学派，不管是极左的公羊学派还是极右的左传，乃至于中间派的易经诸派，对于商人，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
而统治阶级内部，对于商贾的存在，只能用‘仇寇’两个字来形容。
对商人的态度，无论朝野，都早有共识——去死吧，辣鸡！
其实，儒家在战国时代，并不怎么仇恨商人。
甚至，在早期的孔子时代，儒家对商人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端木赐就是大商人，但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孔子的弟子，而且在孔门地位不低。
子夏先生在河东讲学的时候，白圭也曾在其门下听讲，也没有见子夏先生不许白圭旁听。
孟子周游天下的时候，也没有怎么去歧视商人。
真正对商人喊打喊杀的是法家。
从商君开始，法家的政治家就将商人视为国家不稳定的因素与社会混乱的源头、法治败坏的罪魁祸首。
秦始皇勒石琅琊，其上就有着‘上农除末’的字句。
上农除末！
除的是谁？
当然是商贾！
在整个秦的统治时期，商人的地位与命运，跌入低谷！
而到了汉季，对商人的歧视，也不比秦代轻。
高帝刘邦，甚至曾下达过让天下商人几乎绝迹的法令。
他命令，所有的商人，必须列市贾肆，以五人一组接受官府的监督和管制。
一人卖假、居奇，五人连坐。
很显然，这种严厉的打压政策，马上就引发了西元前的经济危机。
没有了商人，商品贸易就陷入停滞。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轮番上演。
不过几个月，就把关中米价炒到了三千钱一石。
所以呢，这个政策随即就废弃了。
吕后以后，执政的黄老学派政治家们，亲眼目睹了高帝和吕后时期，对商业打压引发的几次经济金融危机。
加上黄老政治家们信奉‘不干涉人民’就是最大的善政，让人民自由发挥，就是最好的政策。
所以呢，也对商人保持了‘不干涉’政策。
只要不犯法，随便他们怎么玩！
便形成了太宗至今上元鼎年间的汉家商业资本黄金五十年。
那个时候的商人，真的是舒服。
没有重税，没有监管，也没有官府的干涉。
他们想卖什么就卖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涌现出了无数金融家、跨国商人。
这些人的生意，甚至做到了国家层面上！
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长安的子钱巨贾无盐氏，甚至敢向周亚夫放高利贷，事后还连本带利的收回了贷款。
马邑之谋的献策者，马邑大商人聂壹甚至能见到匈奴单于，在单于庭列为座上宾！
不过，因为太自由，太舒服了。
所以，他们很快就忘记了秦代的教训与汉初的事情。
一个比一个拽！
连素封这个概念都炒作了起来，訾产百万、千万、万万的富商们，随着财富的增加，而一个个酷炫狂霸拽。
他们甚至连诸侯王、列侯也不放在眼里。
坐拥无数资源和财富的商贾们，挥舞着黄金与铸钱的大棒，上怼公卿，下欺人民。
终于搞到人弃鬼厌。
告缗令之下，破家灭族，妻离子散。
而杨可主持告缗之事，则宣告了儒法的正式联盟。
儒家接受了法家的很多主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政策，换取法家全面支持儒家秉政和春秋决狱。
于是，仇商成为了政治正确。
张越自然也知道，自己现在是不可能撬动得了这个事情的。
他也不打算去做这个事情。
打压、限制和控制商贾和资本，是所有大一统帝国必然要做的事情！
因为，资本无国界。
资本家，特别是金融资本家，也没有国界。
为了赚钱，他们才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叛国或者卖国呢？
张越想做的事情，只有一个，那就是推动生产力的继续发展。
商贾和资本，只是为了完成这个事情的工具。
工具，就应该好好听话，乖乖听令。
做主人让它们做的事情，绝对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谁敢生出这个念头，就要立刻摁死他！
故而，张越也跟着大家一起，感慨着道：“商贾之祸国殃民，实在是可恨！可怜我临淄父老，竟受此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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