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乡亭的土地，都已经开裂。
每天都有无数人绝望的自杀。
甚至出现了阖家服毒自杀的例子。
刘据抵达之时，郁夷全县已经被愤怒、绝望和恐惧所笼罩。
就差两个人和一句话，整个郁夷就要爆炸！
幸亏，他去了，也幸亏，有眼前的这个年轻侍中官，更幸亏郁夷县的县令还算爱民，竭尽全力的在他的能力范围内，调集了粮食和力量和救灾。
不然……
刘据已经不敢想象这后果了！
一定是身败名裂，臭名昭著，青史之上，他将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笑柄。
而听着太子的话，殿中无数士大夫，顿时就只感觉自己被人用大棒锤在了脑袋上，晕乎乎的，有些疼。
不少人甚至感到了名为羞愧的神色，悄悄的低下头。
正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在当世，士大夫们的价值观很有意思，他们依然秉持了一些战国遗风。
‘忠’的解释也是依然‘尽心为忠’。
既然是太子之臣，拿的是太子的俸禄，就应该为太子办事。
若不能尽职尽责，就是不忠。
而郁夷的问题，现在全部暴露了，没有丝毫可以隐瞒的可能性。
于是，以士大夫们的价值观和视角来看，他们这些太子之臣，已然统统落入了‘不忠’的深渊之中。
若按照公羊学派的理解，则是已然‘坠堕诸渊’，死后将蒙‘春秋之诛’。
史官会在他们所有人的盖棺定论里加一句‘事太子，不忠’。
如他们是公羊学派的人，现在已经可以举剑自刎，用鲜血来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孽，以此祈求天地和君王的原谅。
当然，他们不是公羊之士，倒还不用遭受来自内心和灵魂上的日夜拷问。
但‘忠孝’方面出了问题，却已经是事实了。
对于一个儒生，甚至可以这么说对于任何一个自诩为‘士人’的汉人来说，忠孝观出了问题，都是了不得的大事！
尤其是对于谷梁学派而言，不是忠臣，那就一定是逆贼！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要是换了其他人，出了这种问题，发生了这种事情。
他们都知道，自己此刻必然早已经拍案而起，提剑而出，来到了那人家门口。
脾气儒雅一点的，只会在他家门口唱挽歌，催促他赶快自杀。
脾气暴躁一点的话，那就会堵他家门，将他的罪名和罪证公之于众。
然后召集乡党、乡贤，鸣鼓而击之。
这种事情，他们中有不少人曾经做过。
套路熟悉的很。
譬如，一个多月前，郑全就是这样不得不自杀的。
门口围了一堆大声唱挽歌的人，谁敢不死？谁又能不死？
但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很多人都发现……
自古艰难唯一死啊！
特别是，很多人都想起了郑全的死状和死后的凄惨。
郑全的死状，现在就萦绕在他们的脑海里，让他们不寒而栗。
但更让人恐惧的却是郑全死后的恐怖！
因为是有罪自杀，所以，郑氏不敢将他的棺椁葬入宗族的陵园，更不敢在宗祀里祭祀他的神主牌，令其与祖先同在，享受香火血食。
只能另外为他选了一块荒山，匆匆下葬。
因为是戴罪而死，所以没有陪葬品。
甚至，只是简单的裹了一张席子，就抬入棺椁中。
入葬前，必须将他的头发散开，反过来遮住脸颊，以示无颜见祖宗与历代先王、先师于九泉之下。
更让人恐惧的是——郑全的坟茔，不敢起冢，只好由其子为其立碑做计，其墓碑铭曰：不忠之臣、故太子家令郑某之墓。
连名讳也不敢署，极有可能，等郑全之子这一代后，连他的名字也要消散在世界。
不会有人记得他，哪怕是他的直系子孙后代。
他唯一能显示存在的地方，就是史官笔下记录的那一笔：延和元年夏太子家令郑全有罪自杀。
而这就是春秋之诛！
不是刑罚，但却悬在所有士大夫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谷梁学派虽然不是公羊学派，但终究也是春秋学派。
《春秋》是他们共同的源头。
而史书之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是故，现在他们的内心真是纠结、矛盾、惭愧、羞愧等种种情绪糅杂在一起。
对于自身的羞愧和本身‘不忠’事实的耻辱，令他们心如刀割，而郑全、李循等人死后的凄惨模样和悲惨经历，则刺痛着他们。
并将他们的内心的耻辱、愤怒、恐惧和恐怖，糅合到一起。
最终变成了力量，变成了仇恨！
“都怪你！”不止一个人压低了声音，用着血红的双眼，恶狠狠的看着那个站在殿中，被太子亲切的扶起来的侍中官身上。
在他们看来，自己有可能落入‘不忠’的深渊，甚至将蒙春秋之诛。
都是这个侍中官带来的。
要不是他多管闲事，郁夷的事情就不会揭露于世人之前，大家也不用受‘不忠’之耻，蒙春秋之诛！
不过就是饿死、吊死几个泥腿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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