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进军长沙。西王萧朝贵中炮牺牲。十月二十七夜，撤长沙围，渡湘水西岸北进。当时在长沙城中抗拒太平军的湖南巡抚骆秉章追述这一役说：「河西原有官兵万馀，向军门亦在焉，不能堵贼北窜，不知何故。……是役也，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不能灭贼，以致北窜，亦一恨事」[一]。清朝宰相、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等文武大臣的畏葸无能，绿营军队的腐朽，骆秉章在这段短短的回忆中，已经暴露无遗。太平军从此一帆风顺，出洞庭，入长江，下江南，清军再没有阻挡的能力了。
太平军既渡湘水，十一月初十日，克岳州。二十日，克汉阳。十二月初九日，克武昌。太平军在武昌欢度新年。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正月初七日，大军分水陆两路下江南。二月初二日，进围南京，十四日，就攻克南京。分军攻克镇江、扬州。计自金田起义到这时候，祇两年三个月，就席卷长江，截断了清朝的漕运，控制了中国的心脏地区。革命形势在飞跃地发展。
在攻克南京后，建立首都问题摆在太平天国领导者的面前。这一个决定革命前途的决策，要他们立刻作出决定。洪秀全是早已主张建都河南的，在长沙北出时，已采取过要到常德经鄂北出河南的行动。只因到益阳忽得民船数千，才改作顺流而下。到这时候，洪秀全主张分军镇守江南，大军向河南挺进，取河南建都。这一个主张，不论是在战略思想上或政策方针上都是十分英明正确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论河南说：「河南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一]。当时太平天国的革命形势尤其如此。因为清朝首都在北京，「太平天国之存在必待清朝灭亡后始可得人承认。清室存亡当视北京之能守与否为断」[二]。而太平天国要攻克北京，就必须先取河南，建立临时的首都。这样就把自己的首都放在敌人首都的大门口，隔着黄河遥遥对峙，摆开进攻的形势，然后用全力向北京进攻，大军渡河，有了一个巩固的大后方，源源向前方支援，先立于不败之地，而根据当时双方形势判断，北京又是断然可以攻取的。洪秀全考虑这问题时，他不是不看到太平天国拥有一万多艘船只，满载数不尽的辎重，进入了资源丰富，龙蟠虎踞，号称帝王之家的南京的。但是，他熟悉中国历史，知道南京「局促于东南，而非宅中图大之业」[一]。历史上建都南京的都是一些偏安的或者割据的皇朝，结果没有不遭灭亡的。所以他不从南京建都的一些表面利益来看问题，而从革命的根本大计来着眼，提出分军镇守江南，大军取河南建都的主张。可是，杨秀清却采取了老水手的建议，在南京建都，在太平天国兴亡史上，铸成了大错。
天京既建，立即出师北伐、西征。北伐军于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四月初八日从扬州出发，命大将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领，经安徽、于五月攻下河南归德府。打算从归德府城西北四十多里的刘家口渡黄河，取道山东进攻北京。到刘家口，敌人采防河战略，把渡船烧光，无船过渡。绕道到河南巩县，从洛河偷渡黄河。过黄河后，在怀庆府休整。七月，西入山西，打算从西面攻北京，被阻，折回河南，从武安突入直隶。九月，前锋迫近保定。又被阻，从深州乘虚而东，改从东面攻北京。时值天津地区大水，到达北京东南的静海，淹没道路，无法行进。清军立刻结集在杨村，以阻北进。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正月，粮尽，退到阜城，再退守东光连镇，等候增兵。四月，天京援军到达山东，攻克临清州。李开芳带骑兵去迎接，到高唐州，知援军已溃败，乃入守高唐州，于是北伐军分为两地。林凤祥坚守连镇，到乙荣五年（一八五五年）正月，粮尽陷落。李开芳从高唐州退守冯官屯，也在这年四月给敌人用水淹陷。北伐军以孤军远征，纵横数省，迫近北京，奉命坚守，等候增兵，合取北京血战两年，全军覆败，壮烈牺牲。
孤军北伐，是杨秀清在建都问题铸成大错之后，又一次大错误，杨秀清既定都南京，就应该用全力来先平定东南，然后北伐，还不失为中策，却孤军北伐，竟出下策。北伐军出发时祇二万二千五百人，到静海时，也不过四万人。由于兵力单薄，故四月出发，五月就过黄河，在怀庆府竟停留了三个月，不能北进，而不得不西入山西，企图从西面进攻北京。到了山西被阻，又折回河南，突入直隶，前锋直迫保定，但仍不能直攻北京，又不得不迂回而东，改从东面进攻北京。北伐军之所以采取避实击虚、忽东忽西的战略，就是因为兵力太单薄的缘故。到静海后，清军以重兵结集杨村，就不能再前进了。也就由于孤军深入，与后方隔绝，无法运输粮食。行军无粮食，必败之道。北伐军过临淮关后，就已经感到「粮料甚难」[一]。过黄河后，得到河南、山西人民热烈供应，维持了一个时期。到屯军静海、独流时，就因为没有大村庄供给，粮尽不得不退卻，以致于全军覆没。
从中国战史看来，明太祖朱元璋既定江南，议北伐。他不取常遇春直捣北京的建议，认为「悬军深入，馈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他定策「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离，拔潼关而守之，扼其门槛，天下形势人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他动员兵力二十五万人，照他的计划平定了中原[一]。朱元璋的战略思想，就是兵法上说的「致人不致于人」。在元末北方政权已呈解体的时候，朱元璋还不能直捣北京，要先立于不败之地，并且还要用到二十五万人的大兵力。而杨秀清在清朝政令还统一，政权比元末牢固得多的情况下，却要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北伐，还取北京，怎能免于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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