玺纲同志这些新论述，虽然还谈不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却是属于唯物主义范畴内的一种探索性的尝试，他是运用了新的考据学，对大量的史料进行了批判审查，以服务于历史科学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他的论述，从来不讲空话，而是非有正面的充分证据和经得起各种反证的检验，一定不写文章，这仍然是「科学上的诚实」，在他本人看来，这种诚实，又正是「科学上的必要」。这里还要提及的，是近几年来，他把太平天国史研究项目以外的绿营兵志、湘军兵志、晚清兵志等，加以改写或重写，现已在陆续出版。而尤其值得在这里特别予以指出的，是他正确的解决了水浒传的著者和原本问题。他以无可辨驳的充分证据，证明水浒传原本只七十回，主题思想为歌颂农民起义，是罗贯中于明朝初年所著。其宣扬投降主义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乃明朝宣德、正统以后的人所续加并盗改的。他这一研究，了结了水浒传的著者和原本问题聚讼四百年的公案，除恢复水浒传著者和原本的本来面目外，澄清了水浒传是非界线的混淆，而且对于研究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深远影响、对于研究封建社会中两种文化的发展，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理论意义，他这一巨大贡献，是值得我们加以称许的。上面说过，玺纲同志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他的水浒传研究，正是他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打破框框而获得辉煌成就的一个典型范例，也是他一生治学精神、研究态度最具代表性的完满体现。他所以取得这些新的成绩，主要是受着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各项改革政策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策的感召，激发了他对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他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要在科学上攀登高峰，这又是政治上诚实的一种具体表现。政治上的诚实与科学上的诚实凝聚在一起，产生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由此可知，这部太平天国史的写成和出版，决非偶然。毛主席曾经说过：「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又说：「科学家是老实人」。玺缨志老老实实做学问，为人也同样是老老实实的，老实即诚实，这是五十年来我对他的一个总的观察和分析，读者中同他有交情或有过接触是不少的，想对此会具有同感。我无法像司马迁一样，能用一两句话把一个人为人的特点逼真的描写出来，只能在这里举两个实例来反映其为人，会是具体一些。解放前，他和吴晗是知心朋友，他们都是胡适的学生。玺纲同志还在胡适家当过家庭教师、整理他父亲胡传的文稿。他们都很贫寒，两人在历史研究又都已渐露头角。恰适那时候由外国侵略者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其中一小部分可以给予个人作研究补助，其数目也很可观。胡适掌握这支配特权，他们本来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他们都没有去领这种补助。胡适曾要把玺纲同志安排到这个称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做文书工作，月领高薪，两年后还要送去美国留学，他也不肯去。他们宁愿搞点整理资料工作，或半工半读，或卖点稿子来维持生活，这就是旧社会贫寒书生的一种简朴的诚实。解放后，原来这种简朴的诚实，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自觉的诚实。上面已经提到他政治上诚实的一个事例，与此相关的，有如在五十年代后半期间，他的社会活动较多，又得了高血压神经官能症状群病症，有关活动仍坚持去参加，直到在小组会上、在大会场上晕倒了几次，经组织上加以劝止，医生多次警告，病重到不能去他才不去，尽职尽责如此，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由于他一贯具有诚实的优良品德，作风上也朴质无华。他的文字表达能力很强，而语言表达能力却非常之差；他写作上富于文采，而所写的字却很不好，根据这类情况，他自称是「书呆子」。我觉得他确乎具有专门埋头读书的书生气息，锐意于学，根本不想在语言与书法上下半点工夫，崇实去华，达到了令人难于理解的地步。而他自己，处之泰然，毫不介意。他为人诚实，而研究工作，又陶冶了他这种性格并形成他的一些特殊作风和习惯。今天，读其书，论其人，写出了如上的一些看法。我这样写并不意味着他的为人与治学，是完满无缺的，只是相信他会一如既往，不断接受别人批评并不断加强自我批评，从而会不断前进。至于对罗玺纲同志其人其书的全面评价以及其为人与治学的关系——是否文如其人等问题的探讨，只有等待读者去作出客观的回答。
谷霁光谨序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于江西大学
序三
一九三四年春天，我和吴晗同志等史学工作者在北京组织一个史学研究会，玺纲同志参加我们这个会，从此过往甚密。
一九三六年一月，他的家属回了广西，我当时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工作，他搬到社会研究所宿舍来和我同住。吴晗同志也常来倾谈。玺纲计划中写的太平天国史预定在二十年后写成。我们主张他先写一本史纲，作为史学研究会主编的史学丛书第一部问世。我并建议他写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主要应该从社会经济入手分析。他很廉逊说他不懂社会经济学，要向我学习。于是他白天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工作，晚上回来，把一些社会经济学的书读了，就伏案撰著，使人吃惊，不到三个月的晚上，竟把那部太平天国史纲写成了！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竟敢于肯定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为农民革命，敢于在结论中宣称太平天国革命的业绩永远磨灭不了，太平天国所追求的公有制，人们始终在追求着。须知在解放前，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史学家外，中国学术界对于农民革命即使不目为叛逆，至多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称为「民变」，同玺纲这样站在人民立场来撰述太平天国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至于我们社会研究所历年所研究的成果，诸如关税、外债、厘金、货币等等，都给他以惊人的敏锐，扼要地采撷到他这部史纲来！吴晗同志在医院，看了他的文稿十分高兴，登时写了序言。我把书稿带到南京，设法送去商务印书馆印行，因急于赴英国，到伦敦后始得写序言寄回来。第二年春，书即出版。当时唯一书评刊物——书人杂志评为中国最新十部佳著之一，大公报誉为一部具备时、地、人条件的好著作。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把此书列在唐宋以来的私修史目录内并论说：「近人撰太平天国史者，……以吾所知，惟罗玺纲之史纲著墨不多，而语语扼要，颇能明其因果演变之迹，后来者虽不可知，而旧有诸作，殆恐无以胜之」[一]。直到最近出版的剑桥中国史还评论说：「罗玺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在他的带动下，新一代有创见的史学家根据从外国博物馆和围书馆新发现的许多中文资料，开始开发这个领域」[二]。可是，胡适看了，竟大发雷霆，说「做书不可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三]。他反跟他不同的观点、立场斥为「时髦」，指为「毛病」。这可见玺纲虽然是胡适的学生，从他学考据，但是，不仅在政治上始终是泾渭分清，就是在学术思想上在那时候就已经有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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