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其实很简单，其特征可以用十六字概括：合并编派，合并征收，用银缴纳，官收官征，更复杂一点便是“税赋合并，量地计丁，田赋征银，正杂统筹，税役银由地方官府直接征收”。
一条鞭法其实并没有改变税负的总额，也没有体现儒家财政理念中的“轻徭薄赋”思想，在定额税这一“洪武祖制”的制度规范下，仅仅改变了征收的方式，通过扩大税收负担面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类纳税人负担，形成新的利益格局。
在一条鞭法施行前，地方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以银代徭役的措施，诸如在粤省就同时在施行十段锦册法、纲银法和均平银法，可以说，到明朝中叶，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都已经意识到了税收和徭役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只是缺少朝廷统一的制度来改变现状，但地方上施行的一些新的制度，也为朝廷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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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距离张居正出生还有二十多年，沈溪虽然有意在粤省进行税赋改革，但又怕触动太多人的利益。
土地改革伤害的永远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会受到官僚阶层的阻挠，因为当官的大多是“大地主”。
为官者有权有势，钱自然也不用愁，能买到更多的土地，并且世代传承下去，他们把地买回来，但田税却少缴纳甚至不缴纳，国家税赋重担完全落到那些普通百姓身上。
改革就需要重新丈量土地，把所有土地按照户主造册，把地主私藏的土地都暴露出来，按照土地的实际数量来征税。
地主一边跟百姓和朝廷说，只有现有的制度才能更好地维持国库收入，维护百姓安居乐业，一边竭力掩盖最大的事实，侵占大量国家和老百姓的财富，所以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以沈溪自己为例，沈家现在已经是地主阶层，在宁化拥有上百亩土地，要推行“一条鞭法”或者是“摊丁入亩”，就等于是挖自家墙角，不用朝廷那些权贵来惩罚他，老爹老娘就第一个不答应。
沈溪跟布政使司商议厘定粤省税亩的数量，是当年粤省需要给朝廷缴纳赋税的重要依据，按照以往规矩，新一年的税亩田地数量，是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一左右，为一省垦荒的数量，但具体数字远不止于此。
等跟朝廷商定征收赋税的税亩数量后，布政使司衙门会将具体的数额、配额下发到各州府，再由州府配额到各县，各县再配额到各里甲，由里甲配额到民户身上。
第九一八章 正三品农夫
进入二月，广东地面气温快速回暖，沈溪开始小规模种植玉米和番薯。
驿馆后院的小花园仍旧作为试验田之一，同时在城北西校场北面靠近城墙的越秀山山脚下找了几片菜地进行耕作。
这片菜地属于西校场的一部分，田垄附近有越秀山上流淌下来的甘泉流过，再加上有附近的茅厕提供肥料，之前由管理校场的军户打理，种植一些时令蔬菜供军队自己使用，现在都司衙门将其贡献给沈溪种植新作物。
沈溪不敢把试验田放在城外，若被人破坏，那他的心血就要付诸东流，所以面对都司衙门的好意，他没有拒绝，直接采取了拿来主义。
沈溪准备一年内两次收获，这样来年就能在广州府周边推广上千亩地，三五年内可以推广到闽粤桂三省。
沈溪信心十足，这两种作物不但产量高，还有一点就是耐寒、耐旱，只要精心照料，产量想必喜人。
出征前，沈溪这个三省督抚成为了一个农夫，每天扛锄头的时间比拿笔杆子的时间多多了，无论是太阳天还是刮风下雨，他都戴着斗笠蓑衣，进出驿馆后院，别人见到都啧啧称奇，正三品的农夫，大明头一号。
沈溪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对他来说，十七八岁正是身体定型的时候，多锻炼一下有好处。百无一用是书生，偶尔体验下农民的生活也挺不错，况且主要的力气活还由别人来做，他只负责一些轻快的活，种植好后松土和除草这些田间日常管理，则由校场的军户负责。
沈溪小心栽培番薯和玉米，广州府的官员也在暗中较劲儿……他们重金请来有经验的农夫，将沈溪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番薯，切成小块种到田里，十几天左右便出芽，逐渐成长，再根据沈溪所说的方法，将茎叶进行转栽，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块地瓜就已经衍生出小半片菜地。
这让官员们喜出望外，看得出来沈溪给他们的是一种繁殖性很强的作物，但他们还没见到成熟的果实，暂且不知产量如何，不过有些地方官开始用他们栽培的番薯苗，在广州府境内小规模推广，种植面积加起来可比起沈溪的试验田大多了。
这有赖于番薯藤蔓繁殖很快，只要成活，即可一变二，二变四，呈几何速度扩散，而这些地方官为了巴结沈溪，一味求快，带着揠苗助长的意思。
有的官员种出一点成果，就开始向沈溪邀功，沈溪还会酌情给予表扬。按照现在推广的速度，可能今年第二茬的时候，番薯就会扩散到整个广州府。
玉米的种植需要按部就班，沈溪不会为了数量而不要质量，精耕细作，避免玉米减产或者绝收。
除了种玉米和番薯，沈溪每天都会写小说和看公文。
三省和京师、南京来往的公文不少，督抚衙门这边都会有一份誊录……这些公文大多不是专门针对督抚衙门，而是关于地方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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