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第一次推演而想到这个局面时，刘宪生生的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这和关老2兵败丢荆州之前的局面何其相像？只是把刘备与曹操的汉中之争往前推进了一步变成了长安之争。罪魁祸首孙权依旧可以趁虚而入。
如果有孙吴和荆州的两方牵制，曹操即使想反攻雍州兵力也最多就是二十万，上下不过是五万间。面对这样的兵力，背靠长安刘宪并不畏惧。可若是没有了孙吴军的牵制，反而孙权还把矛头指向了荆州，那么就荆州军、上庸军的实力最多能够牵制住十万曹军已经是够多的了。而曹操就有可能筹集到四十万大军的兵力。若是三次西征的曹军能够达到这个数目，刘备军即使是吞下了长安也将不得不吐出来，转到陈仓、散关、陇山道一线固守凉州。
这倒也罢了，可要是关羽面对曹孙两家合击出了什么岔子，事情可就不是一个大条能够解释的了。
思来想去，刘宪始终认为，还是让孙吴维持住现在局面来得好。这样在刘备军大规模进攻雍州的时候，孙吴军依旧可以帮上一把忙，在淮南闹腾上一阵子。而且在雍州，刘备军最好还是歼灭一部分曹军来的扎实，趁着曹军力量分散而消弱曹操的有生力量，也好为日后进军中原最准备。
“怎么还在为江东烦心？”庞统笑声说道。刘宪来了之后，大体上讲述了一片战果，然后就递给了他一卷书简，之后便埋头在成都转送来的一批文书中，翻来找去拿在手中的都是关乎此次江东吴军进展情况的。这些他可都看在了眼中，如何还会不清楚原因是什么？
“你们就是把孙权想的太好了，那家伙碧眼小儿心里狠着呢！”刘宪说这句话时是想到了孙权晚年昏庸滥杀，但在庞统听来却不过是一句夹带着轻视的“恶言恶语”罢了。
摇头笑了笑。却也没就此话说下去。“早年在成都，谈论起江东之事，孔明之言你不是也极为赞成么？怎么现在翻到了个个？”
“军师当日之言字字在心，可现在跟几年前不一样。”刘宪头都没抬，继续在翻找关乎江东的消息。
“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
这两年川蜀刘备集团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常年打仗，不得歇战。反观孙吴军，虽然之前与曹军多次对垒，可在曹军二次西征之后就在没有爆发像之前那样死伤数万人的激烈战事，而且都在合肥那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吴军有水师之利，并不感觉吃力。
两相一对比，刘备集团内部就有一些人不忿气了。认为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和己方共同努力对抗曹操，消极避战没有尽到作为盟友的必要责任。
当时庞统不在，诸葛亮、刘宪、法正、黄权、张松等人在一次宴会上谈论起此事时，诸葛亮说出了以上那段话来。以孙、曹作战的记录为依据，否定了对孙权的“利在鼎足”、“力有余而利不取”等诸多议论。
这种观点刘宪当然同意，虽然他不赞同诸葛亮接下去的观点。可那时他并没有想的太远，感觉诸葛亮诸般意思简直是与自己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当即就大加赞同了。那里又知道诸葛亮接下去的观点是——孙权行“限江自保”之策。
所谓“限江自保”，战略基调就是孙吴政权认识到自己同北方曹魏的实力差距，因此保全实力，凭借长江天险防守，不同敌人进行陆上的大决战，不以倾国之兵相较；即使大军北征，也是趁隙寻衅，闻敌人大兵赴援，则主动撤走，不做正面较量。
作为这种策略的补充——诸葛亮等认为，那就是六年来孙吴集团一直在江北实施的要点防御战斗，即就是合肥，以此来阻止敌人饮马长江。
“守江”战略不能单守长江南岸，因为若北方占领江北，即可在长江上大造战船，训练水军，拉平与南方的水军差距，此所谓“长江之险与我共之矣”。因此孙吴要守江，那就必须在在江北设置战略据点，实施要点防御，以阻止敌人肆无忌惮的挺进到江北。合肥——濡须坞——柴桑，这条路线扼守了江东西部。而在东部，徐州广陵郡随在曹魏手中，可在现在这个年代长江江面委实太宽，南北相隔四十余里（注释1），依靠现在的渡江用具，想要大规模的向南进军，尤其是在江东精锐水军的打击之下，可能性应该说是不存在的。
（西晋平吴分六路出兵,分别是: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趋涂中(今安徽全椒滁河流域)、安东将军王浑趋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横江浦,南对江南之采石)、建威将军王戎趋武昌、平南将军胡奋趋公安(油江口)、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趋江陵、益州刺史龙骧将军王浚自巴蜀顺流而下。本来何攀也曾向羊祜建议的进军路线本有由海道至京口一路,后来也未见施行。可见当时不论是运输工具和地理条件,不论是从广陵渡江还是由海道攻吴,风险大,意义小,时机根本不成熟。最多只能起牵制作用，灭吴主要还得依靠上游水师。）
合肥到柴桑一线都有水路相连，有利于孙吴水军进行支援和补给，即使陆战不敌被敌军围城，也可依仗水军解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水军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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