斤不过数文，而湖南的售价，官定四五十文，涨了十倍。除去运费，利润相当可观。
茶叶在产地每斤价因质而异从数文到百文不等，而售价高的却达千文。茶叶轻便，更能赚钱，以此一张茶引可卖十两银子。明朝初年，盐、茶买卖多由军队垄断运销，以筹军饷，每逢军队出征、戍边、屯垦，总要运去许多盐、茶。只有军队少去之处的盐、茶生意，才让给商人。 沈三秀见阿多福得了盐、茶引各一万，光引凭本身，就可卖十多万两银子；如把盐、茶运往湖广，获利至少有五十万贯，不由十分眼红，便恳求道：
“相爷，修筑外城小人捐资五十万，适才相爷又叫小人出资五十万，只有二分利息，小人太亏了。小人情愿抱病一行，求相爷也给小人一万盐、茶引，小人愿去湖广购粮百万石运往灾区，按相爷定的价售与灾民。”
胡惟庸笑着说道：“你愿为国分忧，我自然不会拒绝于你。但你的路程较阿多福近一半，你须得运两次。第一次运盐、茶上去，第二次给我运棉花
、棉布，代政府销售，纳税之后，盈余分给你一半。这棉花、棉布，我用平于产地的价卖给你。”
然后胡惟庸让身后的祗候官呈上一缄，使了图章，交给阿多福、沈三秀，让他们去两浙盐运司、茶运司领盐、茶引，去军储仓买棉布、棉花。 关于船只问题，胡惟庸以为租赁民船费时太久，难于集中，不如租赁水师的兵船，一则质量好，二则易于集中。船工也由水师充任，不仅便于调拨指挥，而且水军训练有素，不至出事。不过事涉军队，他不得擅断，得奏闻圣上。他估计问题不大，要他们明晚前来听信。
阿多福、沈三秀见最头疼的船只和船夫问题竟这样轻易解决，心中大喜，带了胡惟庸给户部的指示，拜谢而去。
第二天上朝时，胡惟庸便将利用民资、民力解决灾区粮食危机的计划详细上奏，正苦于漕运力量和资金不足、赈济难于为继的朱元璋听了，大加赞赏，立刻批准。
胡惟庸随即提出了允许他们租赁兵船与由水军充任船夫的事。朱元璋很费踌躇了
，因为把皇家的水师变为商人的佣人，不有损于他皇家的面子吗？
胡惟庸竭力说明这样做的必要性：若征集民船、民工，很费时日，会误了灾区的秋种，使灾区明春的生产仍不可能，将使朝廷再背一年赈济的沉重包袱；再则，水师通过这次运粮，等于不花钱便练了一次兵；三则，船租收入相当可观，可修造和修补战舰；四则，水兵多是灾区人，商人付的工钱对他们的家庭不无小补。 生性执拗的朱元璋是不易被说服的，他总认为皇家的面子问题大于任何经济问题。
宋国公冯胜提出了个折衷方案，由商人出资，由各处地方官收购，由水师押运，不用商人出船租开船工钱，而由水师与商人分利，这种形式，至多是合股，不能说水师是在给商人当佣人，皇家的面子问题，也就解决了。
朱元璋觉得冯胜的主意比胡惟庸的高了一筹，立即同意，并指示要和商人对半分利，有了风险也共同承担。胡惟庸掐指一算，商人们安坐家中，便可获数十万之利，也就不再争了。冯胜
接着提出补充建议：为防止有粮户囤积居奇，可先着灾区各县的乡里甲长，登记确需粮食的户名及所需数量，粮食一旦运到，便按名册先行发放，万一没钱的可以赊欠，明年收了粮食，加利偿还。朱元璋却对赊欠颇有微词，怕口子一开，无法收束，朝廷负担不起；日后讨逋，既麻烦又困难。冯胜却争辩说，朝廷赈济的困难，不在粮食本身，而在运费，从福建陆路运粮至南京，运费便是粮价的六倍。
而今改为水运，又由水师运送，几乎可不额外出运费了，粮食差价高出一倍，便有一倍的纯利，与商人二五分成后，就算全部粮食的半数赊卖给灾民，另一半现钱交易仍可支付商人的红利，朝廷一点不亏。经冯胜这么一说，朱元璋方才想通，同意赊卖，但要求数量从严掌握。他随即便点了长于水战的唐胜宗负总责，率水师前往四川、湖广。唐胜宗曾封延安侯，食禄千五百石，予世券。后因抢夺驿站骑乘，夺爵，降为指挥。这次钦点他出征，独当一面，便是叫他立功复爵的意思。唐胜宗自然明
白，很爽快很感激地受了命。朱元璋要求他务必于闰九月中旬前将麦子运往灾区，赶上秋种。唐胜宗一算只有八十余天，便面露难色。朱元璋怕误了河南、河北两大麦产区的秋种，要求唐胜宗无论如何，都得把湘麦按时运到。唐胜宗不敢接令，双膝跪了，道：
“陛下若欲杀末将，就请杀之，无须另加罪名。” 朱元璋生气了，大声说道：
“杀你有什么用呢？倘若河南、河北误了秋种，明春五六百万口如何养活？”
群臣都觉时限太紧，可是又不能宽限，束手无策。
冯胜出班奏道：“于今只有一法：粮船得昼夜兼程，水手分成三班轮值行船；分派水兵于大江两岸礁石险要处举火张灯，为夜行船引航。”
朱元璋见众人都称赞这办法绝妙。连唐胜宗脸上的愁容也为之一扫，知此法可行，大喜过望，便叫南安侯俞通源先率水兵溯江而上，部署导航事宜。
唐胜宗又以兵将众多，又分湖广、四川两路，一人难于照应，请派副手。朱元璋遍视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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