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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14世纪-17世纪的六位中国皇帝_李洁非 【完结】(116)

  杨廷和走了,不因“大礼议”,而因织造,这总让人感到蹊跷。在大礼问题上,杨那样执拗地与嘉靖作梗,而且多次恳切请辞,嘉靖竟一概不允。他不倒于“大礼议”,却倒于不相干的事情上,实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明眼人自能看出,嘉靖此计乃借刀杀人。因为“大礼议”本身未见分晓,尚无结论,不可能以此斥退廷和,那么很好,我就利用织造之争把你挤走。织造这件事,有很多刻意而为的迹象。江南灾情那样严重,嘉靖偏偏要在此时行此事,且当从内阁到各部负责人再到科道官等所有人一致反对的局面下,不管不顾,矢志以行,甚至不惜采取撇开内阁、直接拟旨的极反常的举动……这一切,结果势必要将杨廷和推到风口浪尖,并迫使他以辞职来尽最后谏劝之责的地步。这太像一个精心构设的圈套。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14)

  嘉靖三年一月,朱厚熜以这样一个行动,宣告杨廷和柄国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了此后自己长达四十年真正“独立自主”的专制统治的开始。

  此时此刻,他必定深深怀念着张璁。

  自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兴献帝后称号以妥协方式解决,暂告一段落以后,张璁就被杨廷和调离北京,他得到了南京刑部主事的任命。杨廷和以为,让此人远离京师,减少他和皇帝接触的机会,庶可少生事端。

  事实偏偏不是这样。张璁之去南京,恰好促成了继统派阵营的形成。先前在北京,张璁独力支撑,孤掌难鸣,几乎没有市场,任他怎么折腾,只怕也难成大事。在理学观点上,当时南北两京用今天的话来说,一个是正统派天下,一个是新潮派渊薮。因此到南京后,张璁意外邂逅了一批同志,一个叫桂萼,一个叫方献夫,一个叫席书,一个叫霍韬。这几个人同气相求,同忧相救,交往日密,一起就议礼问题充分切磋,遂结成统一战线。

  仿佛掐准了似的,杨廷和这只“拦路虎”离去的当月,一道来自南京的重提议礼问题的本章也送达御前。作者是南京刑部主事桂萼,题为《正大礼疏》,明确提出,“皇上速发明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武宗曰皇兄;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兴国太后【即蒋氏】曰圣母”{34}。

  三年前,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大礼议”首回合,嘉靖如愿以偿给自己父母加尊帝后称号,但同时也以承认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亦即礼法上的父母———作为交换。眼下,桂萼做的就是这个翻案文章。

  它来得正是时候,嘉靖得疏大喜,即批转廷臣讨论。此时,原“大礼议”反对派领袖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均已去职,蒋冕接首辅之位,九卿及各部侍郎以上人物,多数仍为杨内阁时代旧人,北京的政治气候仍对嘉靖不利。

  桂萼疏文下到礼部,现任尚书汪俊召集七十三位廷臣进行讨论。当年议尊号时,汪俊即与毛澄同一立场“力争”,这次也不出意料,由他汇总的廷议,明确反对桂萼的主张;同时还特别指出:“谨集诸章奏,惟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35}这应当是事实,汪俊不敢瞎编:算上桂萼本人,持那种观点的总共四人,而反对者达二百五十余人,完全不成比例。

  没有关系,嘉靖情知事必如此,他早有准备。他一面对内阁和礼部施压,一面征召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等人来京。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政治格局的更迭,已不可避免。

  从嘉靖三年正月至五月,是反对派节节败退的一段时光。由于杨廷和这唯一堪称德高望重的枢臣引退,反对派思想虽仍然统一,但却少了中流砥柱,根本无法制约皇帝。他们先是同意兴献帝后称号中增加原先杨廷和执意不从的那个“皇”字,然后被迫接受兴献皇帝前面再加上“本生皇考”字样。嘉靖却得寸进尺,又提出在皇宫内为父亲设立牌位以便奉祀。

  事至此,反对派明白,皇帝陛下必尽伸其志而后已,然以职责所在,他们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纵然是螳臂,也须挡一挡车轮,求个心安理得而已。

  于是,在设兴献神主的问题上,退无可退的汪俊等人,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坚决抗旨。这类似于弈局败势已定的情况下,刻意弈出错招,来替自己找个台阶。嘉靖果然大怒,斥汪俊等欺其年轻、藐视纲常。得此重责,汪俊和首辅蒋冕旋即引咎辞职,请求顺利地通过。首辅之位由杨内阁硕果仅存的毛纪接替,而对于“大礼议”至关重要的礼部尚书———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现代主管国家意识形态、理论思想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嘉靖特批由原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担任。

  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权力的变化,总是体现于并通过人事变动来实现的。除席书接掌礼部外,五月间,张璁、桂萼、方献夫也分别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侍读学士,为他们将来进入内阁铺平道路。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15)

  “大礼议”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

  张、桂等人的言论,和嘉靖的重用,令北京政界普遍把他们视为希意干进、献媚邀宠的小人,张、桂等人一时成为公敌。给事御史李学曾、吉棠参道:“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刑部尚书赵鉴也敦促皇帝对张、桂等绳之以法,公然对人讲:“得俞【谕】旨,便捶杀之。”攻击还来自御史张翀、张本公、段续、陈相等多人。比四面楚歌的舆论环境更严重的是,很多朝臣甚至对进言皇帝惩处此数人不表兴趣,而欲径直饱以老拳,《明史》写道:“众汹汹,欲扑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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