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的名称不是东林党人自己命名的，这个晚明的政治派别起源于讲学，以东林书院为学术和思想基地。朱由校、魏忠贤为了安排罪名，把有关的人称为“东林党”，意思是这些人借讲学为名朋比为奸。
毫无疑问，“阉党”更是一种指控，甚至咒骂，里面丝毫没有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政党的含义，直译过来，大约相当于“附集在被阉割过的人周围的那群丑类”。
这样的咒骂不算诬蔑，事实正是如此。在“阉党”一词中，“党”比较彻底地回归于它的“相助匿”的本义。如果说“东林党”还有自己的政治主张，隐然可见政党雏形，对“党”字开始向近代语义过渡发挥了作用，那么，“阉党”则完完全全是为污浊之个人私利汇聚起来的乌合之众，他们走到一起，与理念无关，与抱负无关，与社会责任和构想无关。
依附魏忠贤的人，不外三类。一是渴望富贵者，二是作奸犯科欲而向魏氏寻求保护者，三是品行低下、为正人君子所排斥而志在报复者。正应了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魏忠贤就像黑社会老大，吃得开，有靠山，违法的事别人干不得他干得，可以放手作恶。这样，全体的丑类就都赶来入伙，投靠他，为他做奴才和打手的同时，也吃上一份自己的黑饭。
无论怎么看，“阉党”都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像地地道道的犯罪集团。唯一特别之处，一般犯罪集团见不得人、东躲西藏、总是担心被抓获，“阉党”却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干坏事，甚至整个国家机器都为他们服务———因为有朱由校先生的特许。但尽管连皇帝都表示支持，他们仍然不像一个政治集团，仍然像犯罪集团。这就是历史和社会法则非常可爱的一面：罪犯终归是罪犯，黑社会终归是阴沟里的产物，哪怕全部合法的机构和权力都归他们掌握，也不能由黑洗白。
例如，由魏氏引入内阁的顾秉谦、魏广微，不要说政治家意识，连“做官”的意识都没有，自动把自己摆到魏忠贤家奴的位置，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秉谦票拟【起草诏令】，事事徇忠贤指。”{95}职为首辅，实则没做过一日宰相，杨涟送给他一个称号“门生宰相”，这实在还算客气，其实他从来只是魏忠贤的哈巴狗而已。魏广微处理一切政务，都会事先打份小报告，请示魏忠贤，“签其函曰‘内阁家报’”{96}，毫不掩饰家奴面目，对他大家也有绰号相赠——“外魏公”，意思是“在外面的魏公公”，不过是魏忠贤的一个影子，根本不把他单独看做一个人。
在这个集团，只有主子和仆从两种人。里面有个叫崔呈秀的人，当时是御史，品质极坏，他因为贪污案子事发，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尚书赵南星处理他，他就跑到魏忠贤那里，摇尾乞怜，魏忠贤答应保护他，他则索性自认为魏的干儿子。时下坊间流行一语：“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用在崔呈秀身上最恰切———崔呈秀以前，谄附者固然不少，但还没人能够发明以儿子自居的拍马屁手法。因同姓之故，魏广微原先对魏忠贤一直自称“宗弟”，后来赶紧降格，自贬“宗侄”{97}。这种无耻，竟然成为一种攀比，一种竞争。崔呈秀叫魏阉一声爸爸，或已自觉厚颜之极，无人能出其右了，没想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后来更有一大堆人把他的“想象力”加以发挥，围着魏忠贤喊“爷爷”———这就是“阉党”十孩儿、四十孙的由来。
不要以为这很丢人。“阉党”内部无人感觉这是耻辱，事实上，能够名列儿孙辈，已属莫大荣耀。到得后期，各地如云的谄附之徒，欲认干爹、干爷爷而不能，连这点“名分”也没有了。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3)
倘若这些人不曾接受过什么教育，也还罢了。但他们大多饱读诗书（一小部分武人除外），对圣贤之言可谓滚瓜烂熟，由此可见，社会风气一旦败坏起来，教育得再好也顶屁用。我前面曾说，历代士风从不见像明代这么正派的，现在我该说，到魏氏弄国之际，历代士风也从不见这么卑下的。知识分子应为一国一民的最优质文化资产的传承人和守护者，他们往往是历史和现实的脊梁，也应该是脊梁，然而某些时代，他们非但一点不起这种作用，反倒最无是非和廉耻。后来大狱兴起之时，是各地普通民众勇敢地站出来声援和抗议。杨涟被押解途中，数万人夹道挥泪相送；左光斗被捕时情形亦复如此，百姓闻风而至，“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连“缇骑”都被感动得落泪。
而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们在做什么呢？在更加起劲、更加下贱地向魏忠贤献媚。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桢，率先在西湖为魏忠贤建生祠，马上诸方效尤，几遍天下。开封建祠毁民居二千余间；延绥巡抚朱童蒙建生祠，采用皇家王族才可使用的琉璃瓦；苏州所建生祠，造像全部用沉香木，腹中肠肺以金玉珠宝为之；苏蓟总督阎鸣泰，一个人就为魏忠贤建祠七所，耗资数十万……其时，辽东战事方紧，开支愈来愈大，军费短缺，致军心不稳。然而保家卫国无钱，建生祠钱花得如流水；各地建生祠，“一祠之费，奚啻数万金哉！”{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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