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周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明史·奸臣传》共列八大奸臣，此二人即在其中。不过，钱谦益就很正派吗？《三垣笔记》载一事，说清兵南下，钱谦益北上迎降，留在家中的柳隐（柳如是）与一私夫乱，被钱谦益之子送至官府，杖死；为此钱谦益恨透了儿子，从此睽目，对人说：“当此之时，士大夫尚不能坚节义，况一妇人乎？”闻者莫不掩口。这个故事肯定是编的，因为柳如是死在钱谦益之后，而且根本不是被官府打死，是上吊自尽。但有人在钱谦益身上编这个故事，却无疑是表示士林对他的鄙夷。柳如是被官府打死无其事，偷没偷人也未必是真的，但钱谦益迎降总是确凿的，而且卑下不止一端，甲申之变后，弘光小朝廷在南京筹建，他马上赶了去，拍马士英、阮大铖马屁，还赞助替“三案”翻案。明末党争，本有正邪之辨，但到最后，恐怕已根本蜕变为拉帮结派，令国家徒陷于内耗。温周之得逞，实在是钻了明末政坛宗派主义太过严重的空子，将崇祯对士风的不满和绝望加以利用的结果。崇祯支持温周不对，但他对党争的不满有没有道理呢？大有道理。党争作为导致明朝亡国的原因之一，没有疑问，中立的李清，就以切身感受论道：“信哉，明党之能亡人国也。”{180}
试想，贪贿之风遍及整个官吏阶层，素日工作中又“不肯实心用事”、惯于敷衍塞责，国运多舛时群臣却把一大半心思用在争詈排陷上……这样的局面，怎么不令崇祯沮丧？
关于崇祯“有君无臣”看法的形成过程，文秉作出如下分析：
逆珰余孽【魏党】，但知力护残局，不复顾国家大计；即废籍诸公【被罢黜的东林党政治家】，亦阅历久而情面深，无复有赞皇魏公其人者【像唐太宗身边魏徵那样的人】。且长山【大学士刘鸿训，长山人】以改敕获戾，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未几，乌程【温体仁，乌程人】以枚卜告讦，而上疑群臣不足信矣。次年，罪督以私款偾事【袁崇焕下狱事】，而上疑边臣不足任矣。举外廷皆不可恃，势不得不仍归于内【宦官】。……虽圣主日见其忧勤，而群上【大官们】日流于党比。痼疾已成，不复可药矣。{181}
阉党余孽，唯图自保，千方百计阻挠拨乱反正；而早先积极进取的东林党人，如今变得世故滑头；宰相级大官居然私改圣旨，崇祯从此觉得重臣不可信；“枚卜之争”令崇祯从此觉得群臣都不可信；袁崇焕一案令崇祯从此觉得边臣也不可信。最后整个外廷都失去了崇祯信任，只得重新依靠宦官。这边厢，皇帝日甚一日地操忧勤苦；那边厢，朝廷中的头面人物也日甚一日地醉心于宗派斗争。
就这样，崇祯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著名的结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一天，情甚危，崇祯紧急召见百官，彼此相视无语，束手无策。“上书御案，有‘文臣个个可杀’语，密示近侍，随即抹去。”{182}这一刻，崇祯对群臣的仇恨达致顶点。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47)
上面，文秉已谈到崇祯对群臣失望的标志，是重新依靠宦官。
这苗头在他下旨撤回各镇守太监后不久，即已显露。崇祯元年五月，他重新委派内官提督京城及皇城各门。崇祯二年十月“乙巳之变”即皇太极率十万满蒙骑兵突入关内、逼临北京之际，他又将太监安插到军营中充当特务，从事监视，或稽查人员编制、军饷情况。到崇祯四年，派遣太监的范围，波及政府部门，朱由检最关心也最不放心的是钱的问题，于是他挑选了两个与此有关的部门———管钱的户部和用钱最多的工部———让司礼监张彝宪总理二部。有关臣工深受羞辱，工部右侍郎高宏图上疏抗议，有“内臣张彝宪奉总理二部之命，俨临其上，不亦辱朝廷而亵国体乎？臣今日之为侍郎，贰【副之，居于其下之意】尚书，非贰内臣”之语。崇祯答以“军兴，兵饷紧急，张彝宪应到部验核”的理由。高宏图继续抗议，连上七疏，最后愤而引疾求去，崇祯也很恼怒，报以开除公职。{183}
崇祯回到依靠太监的老路上去，是他一生遭受诟病最多的问题。后来，打开城门放李自成军进城的，正是太监曹化淳。很多人就此对朱由检感觉到一种自食其果的*。其实，谁放李自成进来，是次要的。若非曹化淳，别人就肯定不会开这个门吗？或者，只有太监会投降，文臣武将就必无此辈吗？关节显然不在这里。那个门，曹化淳不开，也总会有别的人来开。李自成攻下北京，岂是靠着一个太监替他将门打开？
崇祯的错误或者无奈在于，他感到满朝上下无人可用，于是重新信任太监。说信任，恐怕不是真信任。一来既然他一开始自己主动撤回各镇守太监，说明他对太监干预军政的危害，是有认识的；二来以崇祯的性格，恐怕很难信任任何人，所谓信任，不过是相形之下，何种人他更便于控制而已。在与朝臣的关系中日渐身心俱疲之后，他感到用太监比较简单直接、比较容易掌握，他想办实事，也有太多急事要处置，不能多费口舌与周折，虚耗不止———如此而已。他对群臣说过这样一段不满的话，很代表他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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