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客观上满清帮了李自成一把。设若洪承畴继续留在原处，领导征剿工作，李自成的东山再起，应该很难。
现在，洪承畴来到东北边防。他是否还能够像在三秦大地时一样威风八面，再建奇功？坦率地说，这不取决于他，取决于对手。
必须认清对手，正确评估敌我双方态势。彼强我弱？我强彼弱？抑或处于均衡？实际情形是，清强明弱。
洪承畴的认识是清醒的。他给崇祯的建议是以守为主，所谓“可守而后可战”。把双方解读为均势，谁都吃不了谁。严格说，这已超出事实，以明朝之弱，守并不易。同时，已被围困四月的锦州守将祖大寿，也派人传递消息，城中粮食仍然足可支撑半年，强烈主张与敌相拒，“毋轻战”。可见前线将帅对局势的各自研判，颇相一致。
然而，崇祯以及一帮不知兵、不调查研究、好发豪言壮语的文臣，不能接受对“区区”“酋奴”采取守势。崇祯提出“灭寇雪耻”的口号，兵部尚书陈新甲也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战可胜之。
洪承畴不能直接拒绝（“新甲议战，安敢迁延？”），用后勤供应跟不上为由回复，再次要求：“鞭长莫及，不如稍待。”崇祯倒是被说动了，陈新甲却坚持前议。他致函洪承畴，指责说：“用师年余，费饷数十万，而锦【锦州】围未解，内地又困，何以谢圣明，而副中朝文武之望乎？”
洪承畴无奈，只得催动一十三万人马，在与三百年后“辽沈战役”几乎相同的地点，与清军决战。
两军一旦相遇，首先害怕的人，却是陈新甲派来的兵部观察员张若麒。此人在怂恿陈新甲决意一战上，起过关键作用。真刀真枪之时，他现出好龙之叶公的原形———虽然漂亮话继续挂在嘴上，内心的恐惧却遮掩不住。他说：“我军屡胜，进军不难。但粮食补给好像跟不上，而且还要多线作战。既然如此，暂时退兵，以待再战，我看也是可以的。”
从前面祖大寿的例子可以推知，与清军决战不可能取胜应系前线将领的普遍看法。本来就认为不可战、不当战，被硬逼前来一战，结果却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上面来的人”忽然说泄气话，改口不战亦可。军心立刻涣散。大同总兵王朴，首先率部遁去，瞬间引起连锁反应，“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196}。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3)
诸将并无主帅命令，自行退却，且丢下主帅不管。此之谓兵败如山倒。
十三万大军全部跑光，只剩下洪承畴及其所率一万人困守松山。即便如此，也坚持了将近七个月。崇祯十五年三月，城破，洪承畴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旋亦投降。
一场本不必要的决战，以明军主帅被俘、宁远以北尽失的结局告终。这场战役之于明、清两国，跟拿破仑败于滑铁卢、纳粹德国败于斯大林格勒这些事件在各自历史中的意义相仿。在那一刻，明清两国的命运已被彻底决定。但有一点不同，此前，明朝并非唯有决战这一条路，它有别的选择，然而却主动找上门去，邀请溃亡更早地到来。
洪承畴被俘事，明廷久不知，以为战死。这从一个侧面，显示整个战役中朝廷与其军队彼此暌隔，洪承畴完全孤悬在外。仗能打成这个样子，居然还轻言开战，闻所未闻。
被俘后的情形，明人无从记述，现在只能从清人嘴里了解一些。《清史稿》说：“上【清太宗皇太极】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而洪承畴的表现是，“谩骂”，不从。
谩骂，是一定的，否则洪承畴无法向内心自幼接受的儒家伦理交代。但玩味一下，也许，谩骂或者别的举动在这里更多是一种“仪式”；或者说，一种“程式化动作”。
范文程不急于求成，甚至也不提劝降之事，只是与洪承畴漫谈，聊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共同感兴趣的“今古事”。闲谈中，范睁大眼睛，不放过任何细节。一天，他捕捉到这样一个细节：房梁上偶然有灰尘落下，落在洪承畴衣上，后者马上用手轻轻拂去。范文程在将细节报告给皇太极时，评论道：“洪承畴一定会投降的。一个人连身上的衣服都很爱惜，更何况自己的生命呢？”于是皇太极亲自去看望洪承畴：
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197}
对洪承畴投降的解读，多种多样。
“汉奸”、“民族败类”是一种，常见而普通，也最好理解和接受。有一出京戏叫《洪母骂畴》，即循此等观念编写。
另一种，不凭观念，纯粹从事实出发来加以解读。这些事实是：崇祯三年以来，直到被俘为止，洪承畴始终是岌岌可危的明廷的干城，在士大夫阶层普遍丧失信心、普遍虚与委蛇、普遍玩忽职守的现实中，勇挑重任，恪尽职守，实心办事，乃极少数几个曾切实为君分忧的人物之一；担任蓟辽总督后，他的见识和战略主张，合乎实际，真正有利于明朝；明知不可战，而被迫一战，虽违乎自己的理性判断，仍毅然往之，大军溃退之际，他是唯一坚守阵地者，直至粮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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