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君子朱棣 伪君子朱棣(26)
于是，永乐年间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一种过去很罕见的罪名：诽谤罪。“诽谤”的意思并不复杂，就是捏造坏话来诋毁和破坏他人名誉；诽是背地议论，谤是公开指责。这字眼，今天无甚特别之处，任何人觉着自己被人用言语侮辱了名声，都可以告之以诽谤。但永乐年间对诽谤的指控，却非普通人所享的权利，而是朱棣单独享有的对任何人加以指控的权利；在这里，诽谤罪专指一切针对朱棣及其统治的议论，只要这议论是负面的、批评的和表示怀疑态度的，不论对错，不论有无事实依据，通通算诽谤，即所谓“诽谤时政”。说白了，人民除了歌功颂德、感恩戴德，不允许对政治发表任何公开或私下的意见。因此我们不妨把永乐年间的“诽谤罪”，理解成禁言令———禁止民间一切有关政治的自由言论。
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并非*社会，但仍很少听说哪个朝代设立过这样一项罪名。相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一个很突出的传统，即认为统治者应该倾听民众的声音，还认为企图用封堵的办法来扼杀民意，不仅做不到，而且根本就很愚蠢。孟子曾经引《尚书》中的一句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天都以人民的耳目为耳目，何况人君？他还告诫那些为君者：“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什么事情，如果老百姓都说不应该，就一定要加以审视。这也是强调执政者必须倾听人民的声音。更有名的，是子产讲的那句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把老百姓的嘴巴堵起来，比堵住洪水可要难多了！所以子产不毁乡校，保留它，给老百姓一个随便谈论国是的地方。后来的个别统治者，至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有所控制，如秦始皇烧书、司马昭杀嵇康等，针对普通民众在全国设立一项以言论管制为目的的“诽谤罪”，恐怕是第一次。
这本来就是一种莫须有式的罪名，自然鼓励了那些刁横蛮霸、卖身求荣以及为了飞黄腾达而不择手段、陷害别人的丑类，他们可以没有任何根据，两张嘴皮碰一碰，就把无辜者送入监狱。
曾有一个军痞带领手下去安庆采木，沿途强取民财，民将诉于官，此人便“诬民为诽谤，缚送刑部，具狱以闻”{84}。修建南京报恩寺期间，有小人贪功冒赏，制造传闻，说被征役夫“谤讪”，且“恐有变”（造反），幸亏负责调查此事的监察御史郑辰不轻信，查明“无实，无一得罪者”，上万人才保住性命。{85}永乐四年九月，有个浙西人举报诽谤，把人抓来后对质，结果被诬陷者与举报人相互根本就不认识，朱棣也很没面子，将举报人“弃市”。{86}由上数例可见，当时告密之风盛行，成为恶人陷害良善很好的手段，同时也是一帮利欲熏心之徒升官发财的捷径，为此有人甚至捕风捉影、铤而走险，不计后果以求一逞。
也确有得逞者，最典型一例，是丁钰因告乡邻诽谤罪而一步登天。这丁钰，原是山阳县的普通农民，因见朝廷“严诽谤之禁”，略略琢磨，认定发迹的机会到了，便于永乐五年六月密告同乡数十人涉嫌诽谤，结果一告一个准，那几十位乡邻全部被杀，丁钰却被认为其才可用，“上才之【认为此人有才干】，授刑科给事中”{87}———这不是一般的破格，史书上写得很清楚，丁钰原来的身份是“民”，连生员都不是，完全没有做官的资格，其次，“刑科给事中”级别虽不高，但属于科道官，惯例只有中了进士的人方做得，至少也得是监生{88}，丁氏竟以普通乡民跻身其间，这跟几百年后坐直升机从造反派头头一跃而为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有得一拼。丁钰尝到甜头，一发而不可收，任职期间专以打小报告、揭发、告密为能事，“阴伺百僚，有小过辄以闻，举朝侧目”，直到最后因为“贪黩”遭到弹劾而被发配充军为止。{89}
因为设了这个诽谤罪，告密、诬陷之风，终朱棣之世从未停歇，甚至他死了以后，还时有发生。朱高炽继位，因见这种风气实在太坏，搞得人心惶惶，而奸恶之徒则屡屡加以利用，他便痛下决心，宣布正式取消“诽谤罪”：
伪君子朱棣 伪君子朱棣(27)
上谕刑部尚书金纯……等曰：“往者法司无公平宽厚之意，尚罗织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国事，辄论诽谤，中外相师成风。奸民欲嫁祸良善者，辄饰造诬谤，以诽谤为说。墨名于此，身家破灭，莫复辩理。今数日间觉此风又萌……卿等宜体朕心，自今告诽谤者悉勿治。{90}
连朱棣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说，诽谤罪之设，令国家法律“无公平宽厚之意”，鼓励“罗织”，奸人称快，屈抑良善，而一旦被诬以此罪，必定“身家破灭”，而且根本没有说理的机会。朱高炽所总结的这几句用来否定“诽谤罪”的理由，足使我们想象出永乐年间民众生活在怎样担惊受怕的气氛中。
《续文献通考》记有这样的案件：某日，锦衣卫特务在北京街头逮捕了一个市民，说他里通外国（“与外国使人交通罪”）。朱棣很重视，亲自提审。一问，市民回答说，那个外国人看上了他的毡衫，有意买下，彼此因为讨价还价，“交语甚久”，没想到就这样被抓起来。朱棣一听，也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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