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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14世纪-17世纪的六位中国皇帝_李洁非 【完结】(54)

  第五个小动作: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一点,朱棣就有计划地增加北京人口。据《明实录》载,他至少先后十余次下令从各地移民以充实北京。盖因“靖难”之乱首起于此,头三年燕军与政府军之间的争夺也集中在这一带,人民或因惊惧或因避祸而逃亡甚多。朱棣既然心存以北京为首都之念,就必须增加其人口,使这座城市有相应之规模,并为即将展开的浩大工程建设预备充足的劳力。这些移民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就地转业的军人,更有相当数量的罪犯。也许因为普通百姓的移民难度较大,而罪犯则可强行安置,甚至罪犯自身也觉得被发往北京屯种是意外之喜,所以永乐年间以移民重建北京时就形成这样一个思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相关的记录:

  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朱棣上台的头一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丈量】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因犯罪而流徙的人】。{137}

  永乐元年八月己巳,定罪囚北京为民种田例。……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涉历辛苦,顿挫奸顽。{138}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戌,谕世子曰:朕念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故法司所论有罪之人,曲垂宽宥,悉发北京境内屯种。意望数年之后,可以助给边储【指边防军需】,省馈运之劳【人力物力取诸本地】,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139}

  【永乐五年十月】己丑,谕刑部尚书吕震,凡戍边,各从南北风土所宜。闻北人苦炎瘴,其改佃北京,全活之。{140}

  从这些记载来看,北京之于永乐年间的中国,颇类乎澳洲之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是安置罪犯并有赖罪犯而发展起来的土地。当时北京在三四十年内,接连遭遇两次大的战乱(元亡和“靖难之役”),连朱棣都说“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可见凋虚之极。而重建北京,即以罪囚为生力军:先派人去丈量土地,以待发配至此的“罪徙者”;然后制订“罪囚北京为民种田”的正式法规,同时规定经司法部门审定有罪之人,“悉发”(全部发往)北京境内屯种,到永乐五年又以“照顾”的名义指示刑部,将以往流放在南方的所有北方籍罪犯,统统转来北京开荒。虽然我们无从得到罪囚移民的官方数字,但从以上谕旨来看,这一政策既是全局性的,又是持续性的,可以猜想这个过去叫“大都”、“北平”,而重建后叫“北京”的地方,其人口来源,罪囚恐占相当比例。这个做法的实际好处显而易见———这部分人,身处人生绝境,将他们输移北京、由囚转民,确如朱棣所料他们会有因朝廷降恩“得保全”、“全活之”的感恩戴德心理,正堪驱策,在即将开始的巨大工程中充当苦力。

  伪君子朱棣 伪君子朱棣(39)

  第六个小动作:朱棣利用巡狩、北征等名义,开始用更多的时间在北京居住,有意冷落南京,削弱它的政治地位,使权力中心实质性地北移。资料显示,从永乐七年起,至永乐十二年,朱棣的活动中心一直是北京。《寓圃杂记》说:“及上【朱棣】登极,即广旧邸【从前的燕王府】为皇城,频年驻跸。当时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屡请南还。因出令曰:‘敢有复请者,论以妖言。’”{141}他用这个办法让人们渐渐习惯北京成为一个发号施令的地方。

  第七个小动作:永乐五年七月,徐皇后病逝。这同样成为朱棣的一个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将未来的皇家陵寝定在北京,以展示终将迁都北上的决心。《太宗实录》载,徐皇后临终之时,留下这样一段最后遗言:

  近闻皇上将巡狩北京,意愿从行,将请恩泽及之,而吾今不逮矣,尔能体吾心,九泉无恨!{142}

  她说:“闻知皇上就要去北京视察,本来是想跟着去的,好离皇上近些,如今我是不能追随皇上了,倘皇上能念及此意,那就死而瞑目了。”这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徐皇后为了与朱棣寸步不离,要求葬于北京。不是说皇家夫妻就不可以卿卿我我,但朱棣并非其人(朱棣后宫的情形详后)。考虑到他一贯喜欢在历史中造假的癖好,这段本就别扭的情节看上去很可能是编造的。那么,替徐皇后编造这样几句“临终遗言”意义何在?盖因皇家陵寝,总在国都附近,以便奉祀。徐皇后之死,意外地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朱棣可以通过确定陵址来为将来迁都北京做铺垫。这点心思,明代的观察家已看得很透,例如沈德符说:“永乐五年,仁孝皇后【即徐皇后】崩。文皇圣意,已不欲立封域【陵墓】于南方,故迟迟未葬。至七年幸北京,始得地于昌平县。”{143}他派风水先生廖均卿等直奔北京,得“吉壤”于“黄土山”,而改其名为“万寿山”{144},此即现在明十三陵所在地。永乐十一年正月,陵寝建成,是为“长陵”,二月十七日,葬徐皇后于此。

  朱棣不断搞这样一些小动作,目的很明确:使迁都之事不可逆转。到了永乐十四年,他觉得时机成熟了,重提营建北京问题。论理,“营建北京”十年前就已做出了决定,朱棣为什么要再讨论?不外乎两点:一、统一思想;二、要国库正式拨款。第一点是关键。十年来,他搞了那么多小动作,做足铺垫,除了特别“不识时务”者,群臣岂有不知此事,说是要讨论,其实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明里是讨论“营建北京”,背后的文章却是迁都。按照《明实录》的记载,这次的讨论,没有反对的声音,朝臣一致拥护皇帝的英明决策,并争先恐后论证(建都于)北京的种种好处,什么“河山巩固”,什么“水甘土厚”,什么“民风淳朴”,什么“物产丰富”,乃至夸之为“天府之国”,显系溢美之辞。还有一些人,尽管也顺从,也拣好听的说,比之前者却较为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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