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秦国政府的运作效率堪称后代楷模，令人深深感叹：“秦国自孝公四代国君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真不是侥幸的啊。”
荀子的笔记上还用“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来形容秦国的官僚。就是说，大官们早晨出了家，就进了公门办公；中午吃盒饭；晚上下班就出离公门，直接回家睡觉——并没有开着公家小车进出高级夜总会的事情，也没有“早上围着车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的情况。 “不比周，不朋党”，“无有私事也”，意思是下属给上司层层送礼的事没有。倘若一层层往上送礼，将来互相护着，就不会出事了，这就叫做钻营结党，以谋私利。事实上，秦国官僚每个人单独对公负责，显得“明通而公也”。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我手边刚刚看到报纸上的消息就能解释：“1996年至2002年，王纯在担任白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全市的科以上干部除了他儿子和儿媳外，均向其行贿过，且数额巨大。”
“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疯狂敛财，全市近三百名处级干部，只有四名没有涉案。”
下面的人通过送礼，上下一气，互相罩着，这就叫结党营私。他们集体向上可以架空省长，向下可以鱼肉百姓就叫做拉帮结派。消息同时指出“辽宁省委书记发出一封信，切实解决领导干部借节日之机收送钱物和借机敛财等问题。凡收受200元以上的，一经查实就地撤职，决不姑息。”你想，这些领导干部收了下边送的钱，他还好意思严格考核管理下属吗，当然不能，那下属所在的整个政府的效率还能高的了吗？当然不能。所以，杜绝官僚团体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是保证政府对外高效廉洁的前提。
秦人“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几句话非常简单，却说明了秦国官僚下班以后，没有游走领导家门，送礼行贿的现象，也就不会结帮结派、结党营私，这对于保证秦政府的廉洁和高效非常重要。
秦国能实现这一点，不是因为宣传教育工作做的好，而靠的是法家“法令严苛”。比如秦国法令规定，官吏调任到新的机构以后，不许携带原有属僚赴任，就是避免他们结成帮派。
又按照秦律规定，官府的资金，官吏不能私自借用。为了避免公物私用，秦国的公物都刻有标记。
秦国的法律，还对官员的日常工作进行考核。譬如秦国官吏督造一杆秤，准确度每一斤差七分之一两（总体误差千分之八），就要罚这官吏缴纳一件盾。如果是称量黄金的秤，误差千分之一就要罚一件盾。对于其他各类衡器，都有不同误差标准。
如果修墙，不满一年而墙坏倒，主持工程的司空和坏倒墙段的官吏，要负刑事责任，绝不允许豆腐渣工程过关。谷仓里面有老鼠，对谷仓官吏的考核标准是仓内谷物饲料的自然损耗率不能超过十分之一，否则不但追究他的责任，连上级县令都要负责赔偿。甚至粮仓的仓库门缝，也有不得“容指”的规定（手指宽），如果超过这个规定，连县令在内都要被追究经济赔偿责任和行政处罚责任。如果粮食保管不善而腐烂，分损耗为百石以下、百石以上、千石以上，各级主官官吏要受罚乃至补偿腐粮。另外库内粮草账目误差不能超过区区二十二钱。
一般工作人员也受考核，秦律规定：为政府出售产品，收钱时必须立即把钱投进盛器中，并要让买者看着投入，违反的罚交一套皮甲。 如果你给公家养牛，如果饲养不当，一年里十头死了三头，养牛的人就有罪，罚款一个盾。上级官吏也要受罚，县丞和县令也有罪。如果你养的十头母牛，其中六头不生小牛的话，你也有罪。如果随便杀牛，那罪就更大了。
秦国的这些法令与其说是为了“镇压人民”（如一些书上所诬陷的），不如说更是为了治理官吏。通过法律对官僚的约束，秦国政府职能高效运转，这从咸阳城优异的卫生条件也可以看得出。那时的官员还不会搞“形象工程”。
总之，秦国的法令制度是当时最先进、最完备的，有田律、仓律、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置吏律、效律、军爵律、行书律、内史杂、尉律等等。真正的“狠抓制度、狠抓落实”。
秦国对法令、政令、制度执行得非常认真，以至于被后人形容为“秦法苛”，但“苛”正是它的优点，是秦国强大的根本原因。我们现在不是法令太苛了，而是太仁了，执行得就更仁了。
把犯规者脸上刺了字，砍了脚，似乎是很可怜，很严苛。但如果改行思想教育，洒点水湿湿地皮，那是儒家的仁义，犯规者更加猖狂无畏、前仆后继地贪污敛财了。
儒家的仁义和仁政，其实是无能的表现，是对国家的大祸害、大不仁。这就像慈母造就浪荡子，严父塑教英豪才。
众所周知，现今中国的公款吃喝是个社会问题。但是两千二百多年前的秦人对各级官吏的伙食都做了具体规定，《传食律》里面说：“不更（四级爵位）以下的，每餐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刍蒿各半石；爵位更低的，每餐是半斗米，酱四分之一升，有菜羹，并供给韭葱；随从人员每餐米半斗；驾车的仆人，米三分之一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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