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台两侧每边站着八个斜挂手枪的红军士兵，一色蓝布棉袄，扎着皮带，也很有气势。会场最前排则整齐地蹲着一百多名拄着长枪的士兵，这是已经扩展了的第一支队，加上在镇外站岗、巡逻的人马，已经有两百多人。近千名代表看大戏一样毫无秩序地蹲在后面，有些人则蹭在对面的墙头和窑顶上。
由于缺少马方、李秋枫那样的宣传人员，没有组织成锣鼓队，也没有娃儿们举着小旗子喊口号，唯一的新奇之处就是从金上岳队伍中投奔来的一个与党失去联系几年的任连长的地下党员，带着士兵们进行了操列表演，再就是霍达东领着十几个后生耍了一通刀枪棍棒，然后放了几挂鞭炮，大会就算开始了。
李仲海慷慨激昂地讲了一番革命的豪言壮语，并郑重表示，今后除红色政权之外的一切政府都是伪政府。接着，他宣布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副主席、各部部长的候选人名单。
下面有个人大声问：“人名中咋没有苏维埃同志哩？苏维埃政府，那主席该是苏维埃哩！”
主席台上的人大笑起来，霍达东吼着：“不懂别胡扯，苏维埃不是同志，是……是红色政权的意思！”
那人在哄笑声中面红耳赤地蹲下去，不满地嘟哝着：“都是你们前面坐着的几个人捏鼓的事，咱蹲着的人咋懂哩。”
投票是往大碗里扔黄豆粒子，主席台下摆着十几个大土碗，每个碗边摆着个人名，一个装满了黄豆的口袋敞着口子，按规定每人只能往每个碗里丢一颗黄豆，不同意某人的可以不丢，但不准多丢。
结果是，一口袋黄豆粒子还没等后面的一半人来抓，就空空如也了。而十几个大碗中黄豆粒子堆成了尖尖，边上还洒了一片，丢完豆子的人急不可耐地冲到大榆树下，领一大碗肉和五个白得像婆姨屁股一样的馍。
唱票的是马牙子和他那两个女工作人员，那些豆子数得他浑身冒汗，用了一个多时辰也没有点清楚。最后，他干脆跃身而起，双臂一举，冲着吃得正香的人们大叫一声：“全部当选！”
人们附合着：“好哩！”
“咱早知道全部当选，不选这些人，选谁哩！”
“除了他们，还能再找出几个不怕死的好汉来？这可不是当官享福，是走刀山过火海哩！”
“胜者王侯败者贼，有朝一日共产党真的坐了江山，他们还不就成了王侯将相了。”
“王侯将相就更不用选了，古今中外，咱从没听说过哪个官是选出来的。”
“共产党就是要破这个规矩哩。”
“这可难。”
半个多月之后，古城西安的报纸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红匪山沟里树起省政府大牌，主席原是当年被通缉大盗。”
内文是指责陕西政府对共产党镇压不力，剿灭无方，致使红匪残渣余孽死灰复燃，破坏治安，骚扰百姓，若不尽早根除，必将酿成大乱，使中华民族陷人水深火热之中。
该文章还颂扬了蒋介石，说他不遗余力，在江西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最后亲自出马，挥师百万，终于将朱德、毛泽东的老根拔掉，使其成为一股流匪，到处逃窜，终将会灰飞烟灭，成为历史。
这张报纸许多年以后才摆到霍达东的案头上。那时他在西安已经有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国民党省政府会议室的牛皮面沙发由他坐着，那办公室的墙上正正地挂着那篇文章中所说的终将灰飞烟灭的毛泽东、朱德的头像，他认真看完那篇秘书整理旧政府档案时发现的文章，然后走进厕所，拉了一泡屎，在“君子勿用字纸”的告示下面，用那张报纸揩了脏。他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个君子。
霍达东正式的官衔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因他名气较大，又被认为劣迹在身，易于引起民众反感，因而国民党报纸才会专门抖落出他来，其实主席另有其人，是上级党专门派来的，李仲海也只是当了副主席，尽管他内心深处很想当上正职。不过他的愿望并没有落空，共产党全国执政后，他如愿以偿，终于当上了某省的省长。这多少也得益于霍达东的谦让和举荐。
霍达东在苏维埃政府中的具体工作是负责经济，说白了就是为政府筹集钱粮、武器、布匹、药品。他在周围三个县城内相继开了三个商号，经营日用百货，收入不薄，维持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政府和扩展至五百多人的军队还能勉强应付。
他另外的取财之道是打劫大户，这对于他似乎是轻车熟路，带人出动了几次，没费一枪一弹，都获得了成功。
他坚决反对有人提出的关于在所管辖区域内收取捐税的主张，他曾对李仲海说：“仲海，这不行哩，李闯王还提出不纳粮的口号来赢取民心哩。咱是共产党，绝不能再让农民交粮纳税，要纳只能让商人纳，千万不敢动农民的心思。”
李仲海很同意霍达东的想法：“是哩，不给农民实惠，咱站不住脚。闹农会是给农民分土地，现在建立政权要让农民支持，就得不纳税哩。不过，养这么多人马，可够你累的。”
“只要能让农民过好日子，我可是连命都愿意搭上的。”霍达东摸摸又剃秃了的脑袋，淡淡地说。
“这样，以政府名义下个文件，哪个镇、乡、村若让农民交粮纳税，就把主席送到人民法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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