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一次次引用当年的皇帝语录，实在是因为贞观天子李世民那时总在实话实说，显得颇为可爱可敬。难道不是吗，在此前此后太多太多打着各种旗号、以各种名目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自吹自擂自我膨胀的帝王中，贞观天子难道不是个难得清醒的异数吗？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能明白其实不是百姓离不开帝王，而是帝王离不开百姓的皇帝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啊！
那个上古时期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老者是这样唱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继他之后，承上启下的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你当然可以说那是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农耕社会的原始理想。但你又该如何解释，甚至就是在物质极其丰富、科技高度发达、成就日新月异的今天，许多发达国家所奉行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方针呢？
和先人们相比，今天的我们其实并没有聪明多少。真的没有。
话扯远了，还是继续说贞观天子“安人理国”的贞观新政。
简简单单就是四条。
一曰“去奢省费”；
二曰“轻徭薄赋”；
三曰“选用廉吏”；
四曰“使民衣食有余”。
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叫“以人为本”。
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所以重点就放在乡村。因为要以民为本，发展生产，所以贞观天子不但颁布了“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二十、女十五就应该“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已过丧期的鳏寡“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同时又以身作则，先后于武德九年（626）和贞观二年（628）两次释放宫女出宫，“任其婚娶”，总数达三五千人之多。考虑到当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的现状，贞观天子此举既可贯彻去奢省费、不滥用人力财力的原则，又可以让宫女们返回人间，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真可谓一举多得。
应当承认，尽管“轻徭薄赋”已经成了“安人理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由于贞观初年社会积累不够，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其实并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隋炀帝滥征民力的行径，反对劳役无时。《唐律疏议》特地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
这就叫以法治国有法可依。未见薄赋，却见轻徭，隋炀帝时代那种动不动就全民皆役全国皆役的弊政算是被革了命。
尽量不让百姓服徭役的目的在于劝课农桑。自西晋以后，中原分裂，战火绵延，加之统治北方的多是恃强斗狠的马背民族，早已有之的天子亲耕籍田的古代礼仪也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现在，贞观天子又将这种古老的仪式恢复了。以帝王之尊，躬耕耒耜，亲祭先农，其象征意义当然远远大于实际作用，所以贞观天子还特地颁布了《籍田诏》，大造舆论。施行之日，自然是盛况空前。《旧唐书·礼仪志》说：“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耕耒耜，籍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
“骇跃”连用，实属新鲜：欢呼雀跃、跃跃欲试之“跃”不难理解；那个“骇”字却大有讲究，围观的官员与百姓显然是颇感新鲜与吃惊，以至于“骇”。据史书记载，隋末唐初，长期战乱动荡不已，不事稼樯“人多浮伪”已成流习，以至于为了贯彻朝廷劝课农桑的旨意，不少地方大员要令属下严加巡查，“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
要想彻底扭转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实在不是朝夕就可立见功效之事。贞观天子也并没有做完籍田秀之后就以为大功告成，他依然不断地派遣使臣去各地劝课农桑，并且亲自在苑囿里种了几亩庄稼，用意依然在于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贞观四年（630），他在接见即将分赴各州考察农桑的使臣时，又一次以自己为例：“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亲力亲为躬耕田亩，贞观天子当然会觉得累，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会觉得疲乏不堪，“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
昔日公子，今日天子，从落地之日就锦衣玉食高高在上的李世民能有如此感悟实属不易——还记得那个听说百姓无以为食只能靠草根树皮充饥，居然傻兮兮地问那为什么不吃肉饼的西晋混蛋皇帝司马邺吗？两相比较，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深知民间疾苦、农人不易，贞观天子还再三强调从中央下到州县的使者一定要深入田间地头，“不得令有送迎”。理由极其现实：“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体会，才有了《贞观政要》里记载的贞观二年（628）“京师大旱，蝗虫大起”，贞观天子诅咒而吞之的举动。贞观天子的咒蝗之辞是这样的：“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有一段不乏轻松诙谐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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