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孩子的欲望，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小洋囝囝。小洋囝囝的腿臂可以转动，要他坐就坐，要他站就站，要他举手就举手；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别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
“乡亲”还沾了一点酒，向熟肉店里买了一点肉，回到停泊在万盛米行船埠头的自家的船上，又从般梢头拿出盛着咸菜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便坐在船头开始喝酒。女人在船梢头煮饭。一会儿，这条船也冒烟，那条船也冒烟，个个人淌着眼泪。
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舱里跌交打滚，又捞起浮在河面的脏东西来玩，惟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
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相识的，不相识的，落在同一的命运里，又在同一的河面上喝酒，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
“五块钱一担，真是碰见了鬼！”
“去年是水灾，收成不好，亏本。今年算是好年时，收成好，还是亏本！”
“今年亏本比去年都厉害；去年还粜七块半呢。”
“又得把自己吃的米粜出去了。唉，种田人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米！”
“为什么要粜出去呢，你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里，给老婆吃，给儿子吃。我不缴租，宁可跑去吃官司，让他们关起来！”
“也只好不缴租呀。缴租立刻借新债。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去缴租，贪图些什么，难道贪图明年背着重重的债！”
“田真个种不得了！”“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满写意的。”
“逃荒去，债也赖了，会钱也不用解了，好打算，我们一块儿去！”
“谁出来当头脑？他们逃荒的有几个头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头脑的话。”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么？在上海什么厂里做工，听说一个月工钱有十五块。十五块，照今天的价钱，就是三担米呢！”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上海东洋人打仗，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化子了，你还不知道？”
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
酱赤的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酒力，个个难看不过，好像就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迸出来似的。“我们年年种田，到底替谁种的？”一个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疑问。
就有另一个人指着万盛的半新不旧的金字招牌说：“近在眼前，就是替他们种的。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他们嘴唇皮一动，说‘五块钱一担！’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
“要是让我们自己定价钱，那就好了。凭良心说，八块钱一担，我也不想多要。”“你这囚犯，在那里做什么梦！你不听见么？他们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不肯替我们白当差。”
“那么，我们的田也是拿本钱来种的，为什么要替他们白当差！为什么要替田主白当差！”“我刚才在廒间里这么想：现在让你们沾便宜，米放在这里；往后没得吃，就来吃你们的！”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网着红丝的眼睛向岸上斜溜。“真个没得吃的时候，什么地方有米，拿点来吃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气壮的声口。
“今年春天，丰桥地方不是闹过抢米么？”
“保卫团开了枪，打死两个人。”“今天在这里的，说不定也会吃枪，谁知道！”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酒喝干了，饭吃过了，大家开船回自己的乡村。船埠头便冷清清地荡漾着暗绿色的脏水。第二天又有一批敞口船来到这里停泊。镇上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这种故事也正在各处市镇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谷贱伤农”的古语成为都市间报上的时行标题。地主感觉收租棘手，便开会，发通电，大意说：今年收成特丰，粮食过剩，粮价低落，农民不堪其苦，应请共筹救济的方案。
金融界本来在那里要做买卖，便提出了救济的方案：（一）由各大银行钱庄筹集资本，向各地收买粮米，指定适当地点屯积，到来年青黄不接的当儿陆续售出，使米价保持平衡；（二）提倡粮米抵押，使米商不至群相采购，造成无期的屯积；（三）由金融界负责募款，购屯粮米，到出售后结算，依盈亏的比例分别发还。
工业界是不声不响。米价低落，工人的“米贴”之类可以免除，在他们是有利的。
社会科学家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从统计，从学理，提出粮食过剩之说简直是笑话；“谷贱伤农”也未必然，谷即使不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农也得伤。
这些都是都市里的事情，在“乡亲”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有的粜了自己吃的米，卖了可怜的耕牛，或者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缴租；有的挺身而出，被关在拘押所里，两角三角地，忍痛缴纳自己的饭钱，有的沉溺在赌博里，希望骨牌骰子有灵，一场赢它十块八块；有的来人去说好话，向田主退租，准备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穷光蛋；有的溜之大吉，悄俏地爬上开往上海的四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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