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柴荣接下来要做的，却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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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
(2)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三
(3) 《册府元龟.帝王部.智识》卷四十六
(4) 《新五代史.序》
(5) 《新五代史.梁臣传第九》卷二十一
(6) 《册府元龟.帝王部.智识》卷四十六
(7) 《诸葛亮集.将苑.戒备》卷四
(8) (9) 《册府元龟.帝王部.智识》卷四十六
(10) 《旧五代史.周世宗二》卷一百一十五
(11) 《宋史.刘温叟传》卷二百六十二
(12) 《宋史.窦俨传》卷二百六十三
第三章 志在天下
三 柴荣对佛教的态度
1
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发展成中国的第一大宗教，信徒无数，上至帝王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多对佛祖顶礼膜拜。佛教虽然也有“麻痹”反抗意识、消极面对人生的副作用，但整体来说，佛教是劝人向善的，佛家的基本教义也是符合主流道德标准的。
在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宗教信仰，而是深深扎入了中国的政治土壤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即“僧侣集团”。当然，佛教介入政治，并不是谋求政治利益，而是谋求经济利益。很多寺院都圈占耕地，禁锢劳力，用铜器建佛像，聚敛钱财，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国家财政的紧张。
只要进入政治领域，就必然会产生敌人。虽然信佛的人很多，但反佛的人也不少。不仅有些知识分子反佛，比如范缜、韩愈，有些皇帝也反佛，甚至制造出许多著名的反佛运动。
历史上有四个著名的反佛皇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以及本篇要讲的后周世宗柴荣。他们四个人制造的反佛运动，在佛教史上被称为“三武一宗法难”。
拓跋焘、宇文邕、李炎反对佛教，虽然也有一定的经济目的，比如镕毁铜佛像铸钱、收寺院劳力为编户，但他们更主要的是从政治角度反佛。这三个皇帝都信奉道教，自古佛、道不两立，做为道教的信奉者，他们自然要反对佛教。拓跋焘和李炎废佛毁寺，却兴建天宫道场。宇文邕和李炎手段还算好的，只废佛不杀僧尼，而生性暴戾的拓跋焘干脆把境内的和尚都杀光了。
而柴荣反佛，却和另外三人的目的不同，柴荣之所以发起废佛运动，和政治的关联不大，更主要的是经济目的。说的通俗一点，因为柴荣手上缺钱，政府没钱，就无法进行正常的权力运转，更不用说发军饷了。发不起军饷，谁都知道后果是什么。
另外，柴荣发现了佛教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弊病，在发生于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五月的这场反佛运动中，柴荣的所做所为还起到了一个正面作用，就是对中原佛教进行改革，让佛教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是站在社会发展潮流的对立面。
当时中原地区的寺院非常多，据《资治通鉴》记载，地盘并不算大的后周境内居然有三万三千零五四座寺庙！此时后周只有近九十个州（不包括秦凤四州和淮南十四州），平均每州有三百多座寺庙，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这么多寺院的存在，必然导致耕地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僧人可以不向政府交纳赋税，国家一个铜钱也收不上来。还有就是寺院里铸造了大量铜佛像，铜是古代货币的支柱来源，没有了铜料，政府就无法铸币，必然造成物价上涨，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史载后周“久不铸钱”，不是不想铸钱，而是没有铜料。
柴荣有志于统一，对外发动战争时，内部必然是社会稳定、财力充足，否则就会留有很大的隐患。而这两点，寺院恰恰站在了柴荣的对立面，所以柴荣不可能容忍下去，必须下手进行整治。
柴荣的佛教改革分为四步走：
第一步
削减寺院的数量。柴荣下令，只保留“敕额”的寺院，凡是没有“敕额”的寺院，统统取缔。所谓敕额，就是朝廷官方颁赐的寺院匾额，这是官方承认的合法寺院。“退寺还耕”，同时收回的自然还有这些“非法”寺院所圈占的耕地。
柴荣考虑的很周全，毕竟寺院里有和尚，也有尼姑，取消那些无敕额的寺院后，原有寺院可以暂时保留僧尼的住所，当然是分成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如果寺里没尼姑，就只保留男生宿舍。
整治后的寺院和僧尼在籍数为：寺院二千六百九十四座，僧尼六万一千二百人。
第二步
对寺院对社会人员度籍的行为加以整顿，禁止寺院在没有官方的许可下私度僧尼，把大量劳动力用在社会生产上。同时政府还对那些想出家当和尚、尼姑的社会青年做出严格的入门考试。
想出家不是不可以，但首先必须有直系家属同意其出家的书面证明。如果父母不在人世，则由祖父母签名，如果祖父母也不在了，就由同宗近亲出具证明。在得到家属的证明后，还要过理论考试关。柴荣的逻辑很清晰：你既然想出家，就必须懂得佛教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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