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偕急得直跺脚：“哎呀，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说来话长，现在来不及细说了，还是请五军的同志快去解围吧。”
彭德怀感到棘手，他见事情突然，时间紧迫，便立即主持召集了军委临时会议。
会议决定，由郭炳生、刘宗义（即张纯清）带领四纵队，立即赶赴永新县城，协助特委平息这场突发的反水事件。
23日晚，红五军第四纵队赶至永新县城，臂缠白布巾，与驻扎在城内的地方武装一道，向袁文才、王佐部队发起了全面进攻。
一桩轰动一时的惨剧，由此酿成。
作为红五军的主要负责人，彭德怀和滕代远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一念之决。
滕代远说：
“解决袁文才、王佐部队是1930年初。一天，特委书记朱昌偕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来到军部，说：湘赣边界特委在永新开会，袁文才、王佐把枪摆在桌子上，要特委把地方武装交给他们指挥。特委没有办法，要求五军支援，把他们解决。我们错误地听一面之词，彭德怀同志当即下了决心，派郭炳生这个纵队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队解决了。解决袁文才、王佐部队不是预谋的，没有印象。”
彭德怀说：
“朱昌偕同志说，如果红五军不立即去解围，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我们接受了特委书记这一要求，便采取了行动。即令第四纵队随朱昌偕同志进抵永新城，袁文才首先冲出来被击毙，王佐在永新过浮桥时，跌在桥下淹死；王佐的特务队数十（大约三十人）人逃往井冈山，其余二百人交给边区特委整编了。假设这些合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1931年，当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如果朱昌偕同志反映的事实不符，那么，我犯了轻听轻信的严重错误。”
肖克望“洋”兴叹
在袁王被诛杀的当天，他们的部下，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除少部分逃回井冈山外，其余的或被击毙，或被遣散，或被改编。
然而，特委仍不放心，事后，又令红五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井冈山搜寻袁王的余部。第四大队长李聚奎接受这任务，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
李聚奎是1928年冬随红五军上井冈山的，初到井冈山，他们受到了井冈山人的热烈欢迎，井冈山失守后，他随部队到了赣南，次年5月随彭德怀重返井冈山，受到了同样的热烈欢迎。
可是，1930年2月，这番上山来，李聚奎感觉到井冈山骤然对他冷淡了许多，部队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冷漠甚至敌意的目光。
特别有一次，让李聚奎震动更大，他们已侦察到袁王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他们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不见了。他们问村里的群众有没有看见王佐的反水部队，群众回答：
“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
这句话也许有些过激，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特委的失误下，红五军做了一件错事。
王佐坠入东关潭几天之后，面目全非的肿胀尸体，被王佐的部下给运回井冈山大井。王佐的哥哥王云隆从王佐的手腕上捋下那只跟随王佐多年的玉镯套到自己的手上，面对群山，双膝跪下，恨恨不已，然后将罗克绍放回湖南茶陵，罗克绍代王云隆和袁文才都的副营长谢角铭在衡阳的报纸上通电反共。王佐的余部在王云隆的带领下集体反水，投到了遂川民团肖家壁的旗下。
后来，红军几次派部队攻打井冈山，均半途而返。有一次，肖克率领红十七师甚至攻到了黄洋界的山脚下，然而肖克也只能望着熟悉的黄洋界，望“洋”兴叹。
历史冤案在1950年得到了定论
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攻打吉安时，原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向毛泽东汇报了袁文才和王佐的被杀经过，毛泽东闻之，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
毛泽东已经知道，短期内红军想重返井冈山是不可能了。而事情也正如他所料。
1937年，在陕北高原的古城延安，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昏暗的油灯下促膝长谈，毛泽东再一次充满感情地忆起了当年井冈山的战友：“王佐这个人，我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同一年，同一个地方，当年井冈山的军长，后来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满怀依恋地对另一位美国记者说：“王佐是个好同志，他是当地农民的领袖。”
1949年，沉沦多年的井冈山终于重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50年，陈正人出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任书记，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江西的工作情况时，再次提到了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则重复了当年的那一句话：“杀袁王杀错了。”
也就在这一年，1950年，当井冈山的映山红又像火一般燃遍山山岭岭时，多年的历史冤案，终于有了应有的定论：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又是一年杜鹃花红，毛泽东踏上了通往井冈山的路途，重访三十八年前的故地。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特地接见了王佐和袁文才的妻子。一见面，毛泽东便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呼她们“王嫂子”、“袁嫂子”，一如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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