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底，林彪带叶群、林立果、吴法宪等人上了井冈山。8月31日下午，叶群、吴法宪等人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当时叫“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观，在看到陈列品中有一块红军写有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的背包布时，吴法宪说：“毛主席开始只提出了六项注意，后来征求其他人的意见，都说不出什么来，只有林副主席又提出了两项，就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主席听了，同意补上去，这样就成了八项注意了。”
叶群听了，立即走到吴法宪面前，亲热地握着他的手说：“吴副总长，你真是个很好的宣传员，我代表林副主席谢谢你。”
他们没有放过这个你吹我捧的极好机会。
血染的三月
从周鲁一上山，似乎就意味着边界要遭受一次浩劫。本来，周鲁要毛泽东放这一把火的，但毛泽东没放，毛泽东走后，曾经被毛泽东赶走的土豪回来放了。
损失最惨重的，莫过于最早建立县工农兵政府的茶陵、遂川和宁冈，三个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被敌人占领后，接受了一次血的洗礼。
敌人闯进宁冈茅坪，放火烧毁了三十多幢房屋后，茅坪乡工农兵政府主席谢甲开又成了敌人的姐上之肉。
如同后来许多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敌人要谢甲开说出茅坪乡党政干部的去向，遭到了谢甲开的严辞拒绝，敌人一再威逼，谢甲开则以高呼“共产党万岁”作答。‘最后敌人一不做二不休，将谢甲开开膛剖肚，挖出心肝，又将谢的尸体切成四五段，抛入河中。
与此同时，宁冈的上寨、蒋家田、西源等地也尽为灰烬。
遂川的肖家壁、永新的尹豪民也纷纷组织还乡团，杀向井冈山。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当初走时并未完全按照周鲁所示，将部队悉数调往湘南，他不动声色地在茨坪留下了一个特务排，所以，茨坪大小五井一带在覆巢之下，尚有完卵。
对于这次边界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在1928年5月19日给江西省委的信中“告了”周鲁一状：
因同志们努力，党的组织活动都在天天发展中，但以三月间周鲁同志（湘南特委代表）来宁冈取消前委后，顿失中心，各自为政，起了不良之现象。
接着在1928年冬天给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又参了周鲁一本：
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
但是，如果说毛泽东率部往湘南纯粹是因为听命于周鲁，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将秋收起义所剩不多的部队拉上井冈山，苦心经营了近五个月，岂能因周鲁的一句话就轻易放弃井冈山？
毛泽东在组织上是服从湘南特委的指示，其实心中另有“小九九”。
早在1927年冬，毛泽东就派何长工前往湘粤一带与朱德取得了联系。朱德部派出的代表、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也早就到了井冈山。毛泽东深知一根筷子和十根筷子的道理。3月，正是朱德湘南暴动后遭敌围攻之机，因此，确切地说，应该是毛泽东顺水推舟下湘南。
正如毛泽东所料，这时，朱德、陈毅正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部队近万人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艰难地向井冈山方向逶迤开来。
三河坝——又一个转折点
如果说，湖南浏阳的文家市是秋收起义部队的一个转折点的话，那么，广东大埔的三河坝则成了南昌起义部队的一个转折点。
9月中旬，南昌起义大军在三河坝第一次分兵，主力直下潮汕，只留下以第九军副军长朱德为首的两千余人，军长韦杵从未到职，朱德实际上成了这支部队总的指挥者。
10月的三河坝，与“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河坝，以位于梅江、汀江、韩江三条河流的会合口而得名，10月3日，一路“追剿”起义军的钱大钧部以三师之众与朱德的三团之众，在三河坝激战三天三夜，而钱大钧部的伤亡又恰是朱德部的三倍。
10月3日到10月5日，是三河坝血雨腥风的三天。
10月3日，钱大钧以十个团的兵力首先向起义军发起了进攻。起义军以顽强的火力，击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企图强行渡河的梦想，许多满载士兵的船只在河中央被击沉下去，而满载尸体的船只因无一活人掌舵而在河中央团团打转，如同空中断线的风筝。
并不愚蠢的敌人很快改变战术，以大炮和重机关枪向起义军阵地猛烈轰击，掩护渡河的士兵。
三天三夜的激战之后，起义军处于绝对优势的敌人三面包围之中。
起义军消灭敌人一千多人，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二十五师的参谋处长游步仁指挥七十三团作战时腹部受重伤牺牲；
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负重伤；
七十三团五连连长张子良牺牲；
七十三团团长王一平牺牲；
七十三团三营在营长蔡晴川的指挥下与敌人激战几天几夜，在子弹、手榴弹打完以后，与敌人展开肉搏，最后，蔡晴川与全营官兵壮烈捐躯；
弹丸之地的三河坝，每一丝空气都流淌着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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