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曾是二十九团战士的彭儒回忆说：
“红军大队于7月17日由酃县出发，经资兴向郴州前进。二十九团走在前面，二十八团就在后面走。走到郴州城东十来里路的地方，就碰上敌军范石生的部队，范石生在这里摆着两个团。我们二十九团打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了命令，要二十八团赶快上去。二十八团上去后，很快把正面的敌人打垮了。部队直奔郴州城。黄昏时，敌人反攻，我还在房子里洗澡，忽然听到外面枪声响，房外的同志在喊，敌人打来了，快走。我赶快出来，东门外就是来水河，有一座桥，我们跟着部队正在过桥，枪声打得很密，队伍也很乱，二十八团、军部和特务营都过来了，我和彭娟手拉着手地跟着二十九团少数部队过了桥。因桥上的人群太挤，把我和彭娟冲散了二十九团插断了。我当时非常难过，一是我们二十九团一部分没有过桥，即自由行动沿着来水西岸跑回宜章家乡，结果这部分部队被胡凤章打垮了。一部分跑散了，牺牲很大。二是我和胞兄彭琦，堂兄彭晒、彭暌、彭严，堂姐彭堃、彭娟、彭谦，嫂嫂吴统莲等冲散了。集合时，我们二十九四只剩下一百多人。”
又一道“绝对正确”的指示
当红军大队西去湘南时，毛泽东还在永新静心等待红军大队的归来，他在期待他的那封信在红军大队中产生奇迹。
然而，毛泽东未盼到红军大队的归来，却迎来了赣敌十一个团对永新的进攻。
身边只有一个三十一团了，毛泽东不敢大意，立即在永新西乡召集干部会议，决定把三十一团分成东、北、中三路，每路成立一个行动委员会，负责军事行动，同时，发动群众，用游击战术对付敌人的“进剿”。这时，毛泽东表现出了农民的细心，把三十一团为数不多的兵力作了精打细算。
东路行动委员会，以毛泽军为书记，三十一团一营营长陈毅安为指挥，率一营二、三两个连在永新东乡一带活动。
北路行动委员会，以特委常委宛希先为书记，三十一团三营营长伍中豪为指挥，率三营七、八两个连及一营一连在永新北乡一带活动。
中路行动委员会，以团党代表何挺颖为书记，团长朱云卿为指挥，率团部特务连和三营九连在永新城郊外活动。
此外，毛泽东充分运用了红军与当地农民结下的良好关系，组织起二十三个农民团共三万多人的地方武装，参加了红军各路行动委员会的军事活动。
可以想见，王均虽有十一个团，但在毛泽东的这种战术下，十一个团也只能呆在永新城内，在整整二十五天时间里，十一个团的活动范围只有永新县城周围三十里内。
后来，中共军史将这次成功的行动称为“永新困敌”。
然而，每次毛泽东总是不能酣畅淋漓地发挥他的才能。7月20日，湖南省委对湘赣边界发出了新的指示信。
遗憾的是，当时的湖南省委无论对全国局势的分析，还是对本省政治形势的分析，都不符合实际。一方面夸大了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又过分轻视了反革命的力量。他们分析，湖南军阀政治已经到了“异常混乱状态，统治力量是非常薄弱的”。
在这种估计下，湖南省委发出了这样的指示：
红军向湘东发展的战略在目前形势下是绝对的正确。红军四军应很迅速的毫不犹豫的取得萍安，武装安源工人，建立赣边、湘东平江各区暴动的联系，与湘南暴动相呼应。
8月中旬，袁德生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带着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到了永新。
看了湖南省委的这封信，毛泽东只觉得火往上冒。三个月后，毛泽东针对湖南省委的这些“绝对正确”的指示，向中央参了一本：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亦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不过，虽然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的做法意见不小，但是在当时，当巡视员驾到，他还是不敢怠慢。袁德生到达永新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便在永新小西江区的九破村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来信。
会上，袁德生首先传达了湖南省委的指示精神，再次强调红四军应毫不犹豫地去湘东，造成湘东的割据局面。
毛泽东不动声色，他只是反问袁德生：
“湖南省委数次要我们去湘东，请问巡视员，省委对本省的情况了解多少？湖南的工人运动怎么样，现在有无罢工？学生运动如何，现在有无罢课？白军工作开展得怎么样，现在有无哗变？商人现在有无罢市？农民现在有无起义？游击战争发展到什么规模，现在有多少游击部队，开展了哪些斗争？……”
面对毛泽东这一连串问题，袁德生无言以对。
这时，替红军大队挑伙食担子的一位本地农民从湘南返回，带来了红军主力在湘南失利的不幸消息。会议的主题急转直变，传达省委指示的会变成了声讨湖南省委错误指挥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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