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涛对我这次“大难”十分欣赏，说：“好就好在哪一巴掌上。死是什么？外国人很少直接说出这个字眼，而是说‘你又可以领一笔人寿保险金了！’导师们说‘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生物学家说‘死是远离平衡点的平衡’。诗人说‘死是清凉的黑夜’。哲学家说‘死是无梦的睡乡’。而我却要说：死，你就是什么也不知道！”
季刚干脆一次“大难”也不说。他嘲弄我们表面上是在谈“大难”，实际上是想谈“不死”，谈“运气”，以求得心理上的某种平衡。他说他不喜欢“幸存”这个字眼，他只相信素质。他说他在足球方面从不指望什么运气，只知道行动，只知道捕捉战机，只知道渡过危机！前中医反驳他说，你不信，别人可是要信。不管你信不信，运气总是有的。科威特足球队每战可是都要坚持穿红色球衣，要左边场地。这恐怕也属于运动心理学的一种。
我见他们争得不可开交，干脆象记者提问似地问他们，实际也在问我自己：
“如果一边是英雄，一边是生存，你选择什么！季刚！”
“生存！”他直言不讳地答道。
“一边是责任，一边是利益呢！”前中医说。
“我选责任。”他比季刚显得小心。
“默涛该你了！假如一边是爱，一边是死，你选择什么？”
默涛狠狠地瞪着我说道：“我们都还生未尽兴，爱未尽情！”
菜农在一边讷讷自语：“命运并不是由个人去选择的！”
3
随着张副团长的到来，我们在第一集结地域的临战训练开始了。
我原以为这个副团长也一定是个在父亲的军营里常见的那种大腹便便的军官。可一见面，我愣住了。他顶多三十岁年纪，刚从前沿下来，身穿一套斑驳陆离的迷彩服，像只美洲豹似的，野味十足。他斜挎着一只微型冲锋枪，钢盔压得很低，帽带在蓝汪汪的盔面上翻扣出一条漂亮的弧线。钢盔下是一张被亚热带阳光灼焦的脸。据说他是由军侦察处参谋下来当副团长的。他向我们这些士官生介绍了一下前线战况，又简单说了几句欢迎的话，接着，便以一种让我们无法接受的语气说道：
“我没有一纸文凭，可我要用我的方式来训练你们，因为——我不要炮灰！”
他的声音冷酷、干脆，让人目瞪口呆。
“你们都是大学本科生，据说，也是军校优等生，但这并不说明什么！是呀，那些神乎其神的教官们手持铁质的教鞭对你们振振有词，可是，战争能用课堂里的知识堆集起来吗？军校给你们的只是骨头，战争将要给你们的是血！是肉！是——前排第三名！重复一下我说的话！”
我们都有些反抗情绪，可默涛这小子把这一切表现得太露骨，在这位副团长训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公路边上停着的那两台火炮牵引车，以致被抓了个“现”。
默涛啪地一个立正。他费力地想了想，吞吞吐吐的说：“嗯——您是说，你不要炮灰，我们又光有骨头，噢，对了，您打算给我们血，给我们肉，就像——上帝创造人那样。”
我们全都憋不住掩嘴笑开了。
年轻的副团长嘴上也挂出了一丝浅浅的冷笑，说：“请稍息。你反应倒挺快，你在我的原话中玩了个逻辑的小把戏，幸亏我还在自修大学语文。我们不象你们，有专业知识；战争并不是我们的专业，我们将来到社会上也得重新学习。但是现在我是你们的指挥员！我要求你们完成这些临战训练课目，目的只有一个：强化你们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应该是‘战斗能力’！”一位士官生在列队中小声嘀咕道。
“不，是生存能力！”他态度强硬地重复了一句。末了，他又不紧不慢地补充了一句：“也只有一仗下来，我才能对你们有个完整的看法。” 张副团长随身带来了两个特意从前沿抽调下来的班长，指导我们的临战训练。
“娘的，外交还讲究个对等呢。上士班长怎么能指挥我们这些中尉军官呢！”前中医私下发着牢骚。我们也都有些不满，可不久也就过去了，因为那两个家伙挺随和，对我们在军校里掌握的那一整套步兵战斗动作啧啧称道，丝毫也没有统治我们的欲望。只是在个别课目上对我们相当严格。例如战场上的自救互助。他们不厌其烦地教我们抖落那绷带、急救包，浑身上下地练着，让你觉着你那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零部件都不那么保险。而前中医最为得意，因为这个课目，唯独他可以免试通过。他们还反复地教我们如何利用敌人的火力死角。而这一点季刚比他俩更高明，没有谁能比足球运动员射门时更讲角度了。两位班长带着我们去丛林里辨认各种可食野菜：野芫荽、野薄荷、鱼腥菜、蒲公英……硬要我们野蛮地吞食那些芭蕉根、生木瓜，用匕首捅破嫩藤竹去吸吮里面的水分。此项训练中，两位班长也有点过于自负了，忘掉了在我们身边还有个更高明的专家——菜农，结果酿成了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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