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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_谭伯牛【完结】(54)

  这句话,就是“保左”运动的指导性方针。“内外臣工”,包括京官和疆吏;只有这两类人中出来几个代表先行发言,肃顺才好顺水推舟,进行总结性陈辞。郭嵩焘于去年召对时为左宗棠美言,那是举贤不避亲,问题不大;这次却是参劾要案,故应避嫌回避。胡林翼境况与此相同。那么,此事势必要假手于人,找一个传声筒。郭嵩焘和胡林翼,一内一外,不约而同,都找到了潘祖荫。

  潘祖荫,江苏吴县人,咸丰二年的“探花”,此时的南书房侍读学士。他毕生有两个爱好,一则书画古玩,一则才人名士;其癖与翁同龢同,故后人合称“翁、潘”。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他对人才、玩物的品评和取舍:

  “文勤(祖荫谥号)偶在朝房与众闲谈,提及某日陛见之某提督,谓此人真是忠肝义胆。李文田问曰:‘其战绩如何?’文勤曰:‘不甚清楚。’李曰:‘然则状貌如何?’文勤曰:‘没有会过。’李曰:‘然则中堂何所见而云然?’文勤曰:‘他送我的鼻烟壶狠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

  当日,郭、潘俱在南书房上班,有同事之谊;但是,冒然请潘祖荫奏保素不相识的左宗棠,也非全无顾虑。郭嵩焘思来想去,定下一条“计赚”之策。郭嵩焘先将保摺写好,再带上三百两银票,径去潘家。见面就说:“伯寅(祖荫字),何久不宴我于莲芬家也?”伯牛案:莲芬姓朱,当时名旦,为潘所眷。潘祖荫说:“近者所入甚窘,何暇及此。”郭嵩焘一听,正中下怀,赶紧表示作东请客。于是,二人同赴莲芬家喝酒。席间,郭云:“今者具奏保举人,肯为之乎?”潘问保何人。郭曰:“姑勿问。摺已代撰且缮就,第能具奏者,当以三百金为寿”。言毕,即掏出银票,连问:“如何?如何?”潘、郭固为素交,多金恰又应急,故“不能无动”,乃纳金入怀。但是,不告知所保者谁,毕竟心里不踏实,因此,潘云:“事已至此,必无悔理。惟所保何人,摺中所言云何,必先令我知,否则万一叫起(叫起即召见),将何词以对?”此自实在情形,郭乃出摺与观。潘祖荫一看,被保者左宗棠虽不认识,但在湖南巡抚幕中赞画军事,早已名动京华;且平日与郭嵩焘闲谈,也略能知道左宗棠的才学品质。依他爱惜人才的一贯作风,固应进言;目下拿人手软,则更应进言,遂将此摺递了上去 。

  郭、胡不能出面保左,否则有庇护同乡、戚友的嫌疑。潘祖荫出面保左,则是大公无私,“有不得不为国家惜者”。此摺略云:

  “楚军之得力,由于骆秉璋之调度有方,实由于左宗棠之运筹决胜。宗棠之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致其洁身而退。夫以一在籍举人,去留似无足轻重;而于楚军事势关系甚大,有不得不为国家惜者。请饬下曾国藩等酌量任用,尽其所长,襄理军务,毋为群议所挠”;

  其中有一警句,甚为后世称颂: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五、相期无负平生(上)出幕

  一个师爷被抬举到如此高的战略高度,确不多见。但是,早在咸丰五年,御史宗稷辰荐举人才,首列左宗棠,就说:“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罗)泽南” ;同时,曾国藩奏叙左宗棠“保卫两湖,大有裨益” ,奉旨“以郎中分发兵部行走,并赏戴花翎” ;六年七月,胡林翼专摺陈明左郎中才略,说他“才学过人”,除帮办湖南军务外,还“能兼及江西、湖北之军” 。八年末,郭嵩焘召对时称赞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这些赞誉,无疑都被文宗记在心里,因此,潘祖荫的警句不但

  不显得突兀夸张,反而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于是,与肃顺讨论此案,文宗便说:“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言语间,已不再愤愤于“劣幕”。这一切都出于肃顺的安排,他正等着这句话,遂对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查酌情形办理”;旨允。官文收到最新指示,发现附件里面有一叠保荐材料,自然明白了朝廷的用意,于是偃旗息鼓,草草结案。

  由此可知,保左一案,主持其事者为肃顺及其幕客高、王等人;在京奔走者为郭嵩焘;临门一脚,则发自潘祖荫。那么,胡林翼起了什么作用呢?遍查全集,除了上引数语外,找不到他参与谋划的直接证据。而揆之情事,他又不可能置身事外,然则,所有暗箱操作的证据竟未收入全集?胡林翼死后,门生汪士铎为其编订全集,向曾国藩请教编辑规范,曾复书云:

  “胡宫保著述闳富,现在编集,闻专取其奏议、批答、尺牍诸种,自应急为刊刻,以餍海内景庆云先睹之情。……然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尝一勺而江水可知,睹片毛而凤德已具,似无庸求益而取盈也” ;

  原来,今日看到的《胡林翼全集》,并非全集,乃是选集,所谓“贵精选,不贵多取”也。而曾国藩的用心,在“爱人以德”四字,则可见当日胡林翼遗稿中不乏弄权用术的内容,不免悖“德”。运用权术,贿赂、笼络官文,令其不掣肘,是胡林翼得以建功立业的前提,此事天下皆知,《清史稿》及诸家笔记从不讳言 ,而全集中找不着一丝谄媚官文的痕迹。由此推知,当日为左宗棠呼吁、援救的私函密件,必也根据“爱人以德”的编辑原则,全行“为贤者讳”了。幸好,在“反民复清”的满清遗老胡思敬的笔记中,找到这么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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