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范子愚他们神通不大，虽然并没有派代表常驻北京，但北京发生的事他们都能知道，斗彭的进展情况他们也约略知道一些。最近，陈政委接到通知，要他上京参加一次对彭其等反党分子的决战会议，会议结束以后，彭其将押回南隅，继续隔离监护，检查交代他的罪行。这个消息被范子愚他们打听到了，决心把隔离监护、督促彭其写交代材料的任务抢到手，这样，就能证明本造反组织自始至终把住了斗彭的大方向。怎样才能争取到这个任务呢？找陈政委正面要求，他会信任吗？找江醉章，他会理睬吗？范子愚认为，不能书生气十足，“人家不给，咱就抢，现在这年头，自己的命运由自己决定。”因此决定立即派人上京。范子愚接受了上回的教训，人生地不熟，贸然闯到北京去是要吃亏的，所以这回他坚决要拖住赵大明同来。赵大明家在北京，至少不愁没有地方落脚。本来，赵大明能有机会在春节期间回北京与父母团聚，这是难得的好机会，但由于此行任务尴尬，他一再找理由推托，怎奈范子愚不顾一切，强行把他拖上了火车。到京以后，范子愚两腿不闲，钻山打洞想摸到彭其何日回南隅的情报，摸来摸去，只知道会议已在春节前开完，而彭其的启程日期无法知道，他为此非常焦急，除夕夜的盛席都未能尽兴尽欢。万万没有料到，彭其被赵大明的父亲背回家来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范子愚望着昏迷的彭其，像站在一坛突然从地下挖出来的金子面前，那样惊喜，那样眼馋，那样情不自禁地想立刻动手。赵开发老头听说这就是儿子那个部队的司令，已经惊奇得不知所以，又见范子愚讲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表情来，更加愕然。他望着范子愚的脸，像看见公鸡游水似地感到奇怪。
“您是在哪儿发现他的？”儿子问。
“金水桥底下。”
“知道他哪儿受伤了吗？”
“不知道，好像……”赵开发估摸着说，“可能是冻的。”
“范子愚，”赵大明穿上军用绒衣说，“你去捅捅炉子，把火烧大一点。”说着便动手取下彭其的军帽，察看了他的头部，侧脸对父亲说，“头没有受伤。”
接着，他又解开他的大衣，将他的两条手臂从大衣袖筒里脱出来，分别做了几个屈伸的动作，发现两臂是完好的。又解开层层纽扣，伸进手去摸了摸他的胸脯和两肋，也没有发现异常。按按心脏，跳动的节律稍慢一点，呼吸情况同熟睡的人相似，这大概也是正常的。后来，他搬起了他的右腿，能屈能伸，也是好的。当抬起另一条腿的时候，赵大明惊叫了一声。
“怎么啦？”
“膝关节骨折。”赵大明揩着额上的汗珠说，“要赶快送医院。”
赵大娘从里间走出来，见了这意外场面，急得在屋里团团转，不知所措。她忽然想起，对老伴说：
“你还站着发什么呆！快去借担架车吧！隔壁看门的张老头准还在喝酒，他们单位有担架车，上回西屋的李师傅爱人生孩子，就是借他们担架车送去的。你快去吧！”
赵开发如梦初醒，连忙借担架车去了。
范子愚慌手慌脚找到自己的大衣、棉衣、棉裤，将每一个衣兜裤兜都掏了一遍，最后在挎包里找到一份列车时刻表，看了一阵说：
“赵大明，早晨六点有一趟开往广西的快车，我们干脆，把彭其带走，送到桂林空军医院去。同时给南隅拍一个电报，叫家里来人，在桂林等着我们。正好今天是春节，很少有人坐车，买两张软卧车票，让他在车上躺着，四十来个小时就到了。”
“这样行吗？”赵大明说。
“怎么不行！别那么前怕狼后怕虎的了，现在这年头，跟打仗一样，办事要果断。”
“可他还昏迷着呢！除了膝关节骨折，还不知内脏有没有摔出什么毛病来，不马上送医院，在车上出了事怎么办？”
“出不了事，金水桥只有那样高，要是年轻人摔下去，根本不会骨折。”他又强调说，“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他送进北京的随便哪家医院，空军司令部马上就会来人，陈政委还在北京，他也会来，彭其就再也别想落到我们手上了。如果把他带走，送到桂林，我们的人把他控制住，一边治病，一边叫他交代，我们可能从他身上得到一点新材料。要是怕桂林空军医院还靠不住的话，干脆，到柳州，送进地方医院，那就神不知鬼不觉了。我们只要从他嘴里捞到了金水桥跳河的新材料，不怕空军党委不认账。”
“可我们是从北京把他劫走的，到时候不给咱们扣上打砸抢的帽子？”
“哪个造反派不搞打砸抢？再说，我们又不是到招待所把他抢出来的，我们是在路上捡的。”
范子愚说出“在路上捡的”这几个字，使赵大明心里挨了重重的一击。唉！一位曾经为创建人民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将军，今天竟变成了一只被猎人疏忽的已经中弹的伤野鸭。让路人拾到，喜出望外，赶紧夹着它溜走，回去拔毛，剖肚，享用一顿不花钱不费力的美餐。赵大明的心像送进绞肉机去了，但当着范子愚的面，又不能将痛苦流露到脸面上来，他只得装傻，像没有睡醒的人一样，反应很迟钝，理解力很差，范子愚说得够清楚了，他却装着不懂，痴呆地望着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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