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徐，接电话。”
陈政委在里间连续叫了三次，由于隔着一层门，声音不大，未能把徐秘书叫醒。
电话铃歇息了一阵复又响起来，徐秘书这才惊醒，猛地坐起来，拿起了话筒。
“喂！……是啊！……什么？”他的声音突然发生了变化，“没有，没有来过，是什么时候？……”
他放下话筒，一骨碌爬起床，扯亮电灯，推开陈政委的门，急迫地报告说：
“彭司令员失踪了。”
“什么？”
“彭司令员失踪了。”秘书重复一遍。
陈政委早已坐起来了，他知道深夜来电话是必有要事的，正在把毛衣穿上。听到彭其失踪的惊人消息，他加快了穿衣的动作，一边从床上下来，一边问情况。
“是什么时候？”
“晚上十一点左右。”
“过了这样久，怎么才打电话来？”
“不是为了告诉您消息，是问司令员到这里来过没有。电话是监护彭司令员的小崔打来的。”
“还有些什么情况？”陈政委声音有些发抖，穿衣的动作很慌乱。
“没有说别的，小崔急得直想哭。”
陈政委像准备出征一样，连鞋带都特意扣得紧紧的，把军帽戴好，将大衣拿在手上。虽然只有一只手，动作很迅速。徐秘书见政委如此，自己也赶快穿好了衣服。
政委搂着大衣从里间走出来，口里念道：“唉！这个老头子啊！这个犟老头子啊！你又搞什么名堂了？”他急得在房里团团转，而后停下，求救似地望着自己的年轻秘书，好像在期待他拿出最好的主意来。徐秘书能有什么主意呢？首长焦急，他也心慌，直垂着两手，毫无办法。
陈政委忽然想起，是不是钻到哪个老战友那里吐苦水去了？便扔掉大衣，开始打电话。彭其在北京的所有知己陈镜泉一一熟识，多半在部队，也有在国务院的，他首先从部队找起，以职务大小和关系亲疏为序，问了一家又一家，每个接电话的人都很惊奇。
电话查询无着，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政委和秘书面面相觑，谁也不能启发谁，呆立了半天，几乎连眼都不眨一下。
“你估计他会……？”政委说。
“不会想绝了吧？”秘书猜测着说。
“难讲。”政委沉重地说，“这个人性子暴，宁折不弯，什么都做得出来。”
“唉！……”
“小徐，他要是走了绝路，我回去怎么向许淑宜交代？他跟你一起在北京，他死了，你活着回来……”
“不会吧？不会吧？”徐秘书怀着良好的愿望。
“叫部车来，我们出去一下。”政委决定。
“到哪里去呢？”
“总不能……他那里下落不明，你在这里睡大觉吧！四十多年，生死与共，到今天，死活都不问吗？”
徐秘书叫来了汽车，政委和他穿上大衣，默默无声地走下楼去。司机问开往哪里，政委说：“出去再看吧！”出了门，他叫司机开慢一点，慢到要能看清街上的每一个行人。所去的目标是不清楚的，一边移动车子，一边考虑去向。
这时风雪已减小了许多，呼啸声没有了，雪片变得稀少零散，显然进入了大风雪的尾声阶段。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遇见一个两个大概都是餐馆工作人员赶去上早班的。有时也遇上不可思议的人，既不像有什么急事，也不像出外旅行，孤零零在大街上闲逛，表情麻木、步履松弛。这么大的城市，可以想见，什么人什么事都会有的，像彭其那样过不了除夕夜的人难道是绝无仅有吗？文化大革命以来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谁也无法估计，大概也不会有人想到要做这项统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死掉相当于一个小国的人口，在这里是不现形的。陈政委不知听谁说过，近一年多以来，火葬场出现了两次忙碌的高潮。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送往火葬场的尸体大都是死于自杀的，往往没有亲人哭送，处理也很草率，有很多是不需要留骨灰的；另一次高潮是去年下半年，死者多半是青年，或者因为中弹，或者捅穿了胸膛，或者砸破了脑袋，或者肢体不全。这些死者大都有很多人送葬，花圈不少，追悼仪式相当隆重，因为他们都是武斗的英雄。每遇上一个奇怪的行人，陈政委都要加倍仔细地打量他一下，哪怕穿着和走路的姿势完全不像彭其。无目的地转了一些地方以后，政委想到了火车站和铁路，于是，车往那里开去。徐凯在各个候车室里转了一圈，摇着头钻进轿车。政委提出要到铁路线上看看，担心那个犟老头子会不会躺在铁轨上。司机说铁路旁边不能行车，政委便叫他把车开到公路和铁路的交叉口上去。
铁路线上堆着厚雪，只有铁轨还裸露在外面，此时沿着铁路去寻找一个失踪的人，不但希望渺茫，而且每迈动一步都非常困难。
“政委……”徐凯望望铁路线，又望望政委的脸，意思是说，你看这能走吗？
政委没有吱声，抬腿踩进了深雪中。他穿的是浅口皮鞋，立刻有雪粒灌进鞋里去了，他顾不得，好像彭其就在前面不远处横躺在路轨上，等待他迅速赶去。只见空袖筒在雪垄上飘飘摆摆，两个人影扑扑腾腾地向远处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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