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停在一块菠萝地头。前面不远处有一座小平房，从门窗的数量可以看出，仅仅有四间小屋。靠外面这头是有人住的，门开着，有一个近五十岁的妇女在台阶上洗衣服，见有汽车开来，不胜惊奇，站起来，甩着手上的肥皂水，准备迎接客人。
“先去看看房子吧！”司机扭头对许淑宜说。
彭湘湘搀着妈妈下车，早有陈小炮已经跳下车斗站在车门外等着了。许淑宜在两个女孩子的搀扶下，蹒跚走近平房。她抬头望了望，见房子的外表并不算破旧，红砖黑瓦，颜色分明，台阶上的石头砌得很扎实，没有明显的损伤。窗玻璃完好无缺，只是灰尘太厚，不怎么透明。这头两间的主人显然是那个洗衣服的妇女，另外两间该是许淑宜的新居之所了。她们径直朝那一头走去。
洗衣的妇女见来人衣着讲究，肤色白净，知道不是一般的人。却又为什么到这里来看房子呢？她疑惑、紧张，想找客人说话，又有点不敢冒昧，终于没有开口，只是垂手站着，肥皂水没有甩净，顺指头落下地来。
“大娘，您住这里？”陈小炮跟她打了招呼。
“是啊。”她显然是本地人，普通话说得很别扭，头一个字就没有咬准确。
她们上了台阶，来到一个门口，见门上并无暗锁，只有一个铁环链搭在铁璩子上，用一根小棍子插上当锁。湘湘扯掉小棍子将门推开，里面四壁空空。墙上的石灰有些地方已经剥落，露出颜色模糊的砖块来。没有剥落的部分也已经不是白色了，黑一块，黄一块，花斑点点。天花板上是蜘蛛的打猎场，丝网东牵西挂，使蚊子和苍蝇插翅难逃。地上潮湿是这间房的最大特点，灰尘在水泥地上结成了块，还在继续冒出水来。后面的窗框上钉着铁条，透过玻璃可隐约见到窗外长满了茅草和藤蔓。
邻居大娘好奇地走过来，站在离她们十步远的地方望着许淑宜一眼不眨。
“大娘，您家几口人？”陈小炮与她攀谈起来。
“四个人。”她伸出四个指头，“老头子，还有一个女，一个崽。”
“大伯在哪儿工作？”
“在军人服务社。”
“做什么的？”
“补鞋。”
“哦！就是那位修鞋的朱师傅？”
“是呀！是呀！”
朱大娘连忙进屋搬出几条矮木凳来，热情地招呼客人们说：“同志，坐吧！”
“不坐，大娘，我们有事呢！”还是小炮说。
“哦！”朱大娘不善于多话。
“大娘，”小炮又问，“这两间房原来住人了吗？”
“没有住人的，”大娘摇头说，“只装了一些锄头、铁铲，昨天才搬走的。”
“这不像是宿舍啊，连厨房都没有。”
“没有厨房的，在台阶上搭个棚煮饭吃，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子的。”
陈小炮向那头望去，见台阶上用零碎木片和油毛毡搭了一个挡雨的半边洞窟似的棚，里面放着烧煤的炉子，堆着引火柴、煤球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
“这个很好，天热时煮饭凉快。”朱大娘热情介绍她的经验。
“你们在这儿住了多久啦？”小炮又问。
“去年搬来的，一年了。”
“你们搬来以前这个房子是做什么用的？”
“听说是修工事的时候放哨的住在这里，后来不住人了，旁边的生产队借了这个地方装肥料，放工具。我们搬来才把肥料搞走的。”
当陈小炮与朱大娘攀谈的时候，许淑宜母女一句话也没有说，但对话内容她们都听清楚了。看完了这一间，再看另一间，两间房的基本情况一样，只是靠头上的那一间更加潮湿罢了。望着眼前的情景，听着耳边的对话，感慨万千。一夜之间，人的景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当老头子是司令员的时候，就有那样多的方便摆在他身前身后，家属子女也都沾光。需要什么东西可不能轻易开口，随便说一声，就不知会忙坏多少人。许淑宜深深地记得一个教训：有一年夏天，一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后勤部有位副部长也在。在闲谈中，许淑宜说到，她很喜欢一种叫作雪衫的树，把那种树着实赞美了一番。说话的无意，听话的有心，几天以后，整整一个连的部队，整整一个汽车班，为了把望海公园的雪衫，挖出四棵来移栽到司令员的院子里，停止了紧张的军训，忙碌了两三天。司令员从部队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在许淑宜面前大发了一通脾气。怒冲冲地训斥道：“祸根就是你！多嘴多舌，搞得影响不好，老百姓知道了会怎么说呀！你给我拔出来，背回去！”从此，许淑宜才知道，说话可得小心了。现在，老头子把官职一丢，他几十年对革命的贡献就变得一钱不值了。就连他的妻子，一个没有犯任何错误的老干部，也跟着把历史功绩赔进去了！潮湿、肮脏且空荡荡的房间里，好像在四面墙上，写满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公式：
贡献——一文不值
官衔——价值的标准
“难怪都怕丢官啊！”许淑宜不由得想到房间以外去了。这时，她感觉到屋里有一股湿气夺门而出，钻透她身上的衣服，渗进皮肤，侵入骨髓里去了，那害了大骨节病和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的膝关节，猛然间一酸，失去控制，几乎跌倒。她使劲抓住门框，颤颤巍巍地坚持着，脸上和身上冒出毛毛虚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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