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的没有找到，意外地发现了一样有用的东西。在一块写着电话号码的小纸片的反面有几个这样的字：上而横摆着“打倒”二字，下面竖写着“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打倒”的“倒”字右侧还有一个“彭”字的左半边，刘絮云认为这个半边“彭”字是多余的，便把它裁去了，剩下的字正好勉强拼成了一条反动标语。所以说是勉强，是因为上面二字横排着，下面的字竖排着。横竖是不要紧的，只要那些字拼凑起来能得出需要的意义就行了。于是，拍成照片，放成原样大小，复制好几张，拿一块小黑板将照片钉上，把发现过程写上。
又要架飞机了。这一回来势特别凶猛，有点类似在植物研究所斗彭其的情况。与会的群众是真正的愤怒了，因为他们看见了照片，感觉范子愚欺骗了他们，就由于他，使所有造反群众戴上了受蒙蔽的帽子。范子愚被架到会场时，“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如雷劈顶。人们跳起来了，冲上来了，小礼堂的屋顶几乎被声浪掀开了。
“范子愚，这是你写的字吗？”有人把小黑板摆在范子愚面前。
“这……”范子愚一看，哑了。
“说！”
“我……我……”
“说！”
“字……字……是我写的。”
“好啦！铁证如山，供认不讳。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范子愚押下去！”
“不！不！不……”范子愚说不清话了，只好大哭起来。
“坚决镇压反革命！”
口号声严严地压住了哭声，谁也听不清他在哭。
这次斗争会时间最短、前后加起来不过十分钟，就像在梦中踢着一块石头，短促地惊醒了一下。十分钟的斗争会对范子愚来说应该是不值一提的了，但正是这十分钟的斗争会改变了他全部思维活动和整个精神状态，在大声嚎哭中几乎撞到墙上把头碰碎了，幸而有人拖住。谁知道那几个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写的呢？闲着没事就喜欢拿支笔这里画画，那里画画，鬼知道画了些什么！心里可从来没有想过要写条这样的反动标语，为了什么？达到什么目的呢？实在是没有道理，是魔鬼缠身，是天要降灾于你。阶级斗争是冷酷无情的，想解释，想求饶，都是没有用的。联合宣传队已命令他把书写反动标语的动机、思想活动和阶级根源写出来，这回可不敢再硬了，再硬就要带手铐了，只能来一个认罪态度较好，争取宽大处理了。自从反动标语被揭发以后，联合宣传队再一次发动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范子愚平常的反动言行，又出现了一个大字报和小字报的高潮。凡是可以公开张贴的就写成大字报，内容特别反动或牵涉旁人的就写成小字报。邹燕没有办法，只好又把文化大革命初期揭发过的关于范子愚说“政治政治，不正也不直”的话重新抄成大字报，贴出来搪塞。经过将近两年的造反，在“现在这年头，谁也管不了谁”的条件下，范子愚的反动言论还能少得了？一个晚上就贴满了小礼堂。其实，最要命的内容还不在大字报上，而在不予公开的小字报上。如有一张小字报揭发范子愚“恶毒诬蔑江青同志……原夫……电影……某某某……怎么怎么……”这一条可要了范子愚的命，跟原来已经查出来的反动标语联系在一起，他的反革命罪行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内在思想联系的了。
罪该万死的范子愚真正害怕了，开始认真考虑老婆将跟谁去，孩子的出身成分填什么的问题了。这不仅是个人的生死关头，而且将决定子孙后代的命运，他不敢再抱侥幸心理，决心想一切办法来解除危难。他日不食，夜不眠，面容憔悴，身体瘦得不成样了。
有一天，他提出要回家刮刮胡子，经两个看守人开恩，陪同他回到家里。他一进门就寻找自己的孩子。孩子在幼儿园，他要邹燕马上去抱回来。他颤颤抖抖打开一个抽屉，发现东西都不在原来的地方，知道是抄家了。找了半天才把刮胡刀找到，在脸上横一下，竖一下，没有条理地胡乱刮了老半天才把胡子刮净。
邹燕把四岁的孩子抱回来了，范子愚扔掉手里的东西，扑向门口，接过孩子来紧紧地搂在怀里，一边亲，一边把眼泪揩在孩子的脸蛋上。孩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害怕起来，哭着要妈妈抱，妈妈也在流泪，并已泣不成声。两个看守人心肠软下来，没有硬催范子愚快走。范子愚打开柜子这里寻那里找，找出了小半瓶桔子汁。他让孩子坐在自己腿上，用小汤匙一勺一勺喂给他吃。一边喂，一边掉泪，拿汤匙的手激烈抖动着，不能控制。由于手在抖，桔子汁滴了一些在孩子的身上，他又用湿毛巾仔仔细细擦干净。小半瓶桔子汁全部喂完了，放下瓶子又亲孩子的脸，还叫孩子不停地叫爸爸，叫了几十声还要叫。孩子的衣服有一粒纽扣开了，他给他扣好；孩子的小腿被蚊子咬了一个小疙瘩，他用手指蘸着自己的口水给他擦了又擦，摸了又摸……
怎么办呢？总不能让你就偎着妻儿不走了，你还得到你的囚房去。看守人在催了，不能再磨时间了，他又把孩子亲了一轮，紧紧搂着，抱去送给邹燕。邹燕接过孩子，望着丈夫，丈夫也望着妻子，泪如雨下，心如刀纹，谁也没有做声。望着望着，互相都望不见了，只剩一个泪影，转脸离开。出门时，范子愚回头喊了一声：“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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