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不帮我，反而后来要阻止我。我只能把他们换掉，处理掉一批人，换一批战士执行任务。
我感到我就是法西斯，我就是集中营的头目，正在完成一项任务，而不是对生命的消灭，而且是消灭的这么让人们看到后能产生不忍，产生愤怒和复仇的感觉。就像我一刀捅死你妈你或许会觉得是个失误，但如果我把你妈先奸后杀，避孕套扔在你家的垃圾袋里或桌子上，然后把你妈大卸八块，鲜血溅的满屋子都是那你肯定会发动全家人找我拼命。即使法律已经判我无期你也会判我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的那种。即使有法警阻拦你也会要冲破法警把我干掉的冲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突围后越南人一反以往的只要我们往山里一钻就不追了惯例，派出了大部分部队对我们穷追猛打，甚至连他们最精英的中央直属警卫团和特工也派出来了。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完成军区交给我们的最后一个任务——尽量拖住越军的尽量多的部队，掩护入越反击部队的安全快速的撤离。
李强是在我们使用八路军著名的从房子里突破街垒的“穿墙术”从医院炸开房子冲到敌人指挥部的时候由于敌人越来越多，我命令他带一个班阻击敌人，掩护我们撤退，在万军之中被点名打掩护，我想他们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事实上也是，我们在此突破越军的包围后，我听见后面响起了几声巨响，那是他们啦响了“光荣弹”，我当时想。
安剑辉，副营长，向小平，王洋龙他们听到巨响都停下来对着那个方向流下了一个军人轻易不会流出的眼泪，我当时只感到眼角有些湿润，但没有流下了眼泪。
想想一个刚刚屠杀了尽千人的人那他的触觉一定会无比的钝。这点也是安剑辉对我不满的地方，他佩服我的勇敢，佩服我带领大家沉重打击越南人的手段，但是对于这种事她还是接受不了，这也是他组建的侦查兵部队在战后和越南特工的对掐中为什么在初期屡战屡败，损失惨重的原因吧！毕竟慈不掌兵，他有点理想主义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冷漠无情，我想我应该更容易被感动，可是我却表现出了一副冷漠，无情，嗜杀的外表，80年代的战士脑子里还没有“酷”这个字眼，也没有被许多电影淹没，他们还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惊恐中走出来，有的还是那种激情燃烧的清纯。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好控制，好指挥的原因了。
但是恰恰是这种简单，这种清纯让他们之间的战友情更加真挚，牢固，更加经的起岁月的考验，后世那些走上较高领导岗位上的人喜欢和提拔的也大都是这些战友，战友情，比海深，这时的战友情也是唯一能战胜金钱而在后世使许多人缅怀的。至于后世的那些战友，没有经过生死考验，没有同甘共苦过，在一起经常沉浸在互相陷害和攀比之中，没给社会带来危害已经算是谢天谢地了。
望着两个已经被折磨的凄惨无比，伤痕累累的战友，我心开始滴血，我想只要他们不再忍受折磨，只要他们能和我关到一起，我一定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们。
我看到他们用力的抬起头来，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诧，然后马上同时低下了头，从他们的眼神中，从他们的行动中我知道，他们是好样的，他们没有让越南人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他们是我的好战友，他们的斗争经验还是相当的丰富的。他们没有表现出他们认识我。他们不想让我为难。
“把他们三个都吊起来，对，对，重新换个方法吊起来，让他们叙叙旧，我想看看中国人口中的战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你说不是吗？张队长”她眼里露出一种戏虐的神情。
“从她张队长的称呼里，我知道他一定掌握了我们不少情报，起码是对我们这支突击队了解一些，是谁出卖了情报？他们俩，不可能，越南人在我们部队有间谍，这是我给自己最合理的解释，国家大了，有间谍是很平常的事”我听到她的话想。
或许是她知道从我这里突破是不可能的，她根据她掌握的情报知道这两个是我的部下，想要打动他们交代。所以他们两个被并排的吊在我的对面，脚下是我刚才“烤”过火的火炉，也就是说，以现在的情况他们要是不想被烧死的话，他们就得用力往高处弯曲他们的身体，他们用力的话，我眼前的那只自动步枪黑洞洞的枪口里射出的子弹就会把我打得天灵盖崩裂，脑浆四飞，枪的扳机上拴着绳子，绳子连在手腕上，只要我用力拽自己就会安全。
当然越南人也没有赶尽杀绝，他们在看游戏，在看我能支持到什么时候，我的手腕即使在有劲也不可能长时间支持住两个大男人的重量，到时我就要被打死，我一打死一泄劲他们就要被烧死。他们想用这样的方法让我们为另一方考虑而主动交代。从而保全生命。
我看到他们眼里闪烁着泪花，我用眼神安慰他们，意思是我能支持住。那个特工，那个女军官，设计的很毒，假如他设计成让一方选择牺牲自己，保全另一方，我想我会让子弹打烂我的脑瓜，让李强他们多活一些时候。或许李强他们也想牺牲自己保全我。但是他们没得选则，他们除了出卖情报，出卖我，出卖祖国以外就是和我一起死去。但是看到我头上越来越密的汗水，他们知道我支持的辛苦。而我能支持也不会放松，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没到绝望的时候我是不会服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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