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员骂道：“你的狡猾、狡猾的。”接着又恶狠狠地对他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照样杀你的头！”
杨奠坤心想要杀就杀吧，反正自己也活够了。与其这样活着，不如去黄泉路上见自己的好兄长杨靖宇去。
1942年11月30日，江湾日本军事法庭对杨奠坤等人进行公开宣判。杨奠坤因为刚患了一场大病，又加上受刑，人已站不起来，只好由两名宪兵架着他走进法庭。他模模糊糊地听到：杨奠坤因参加苏联派遣的破坏团进行反对皇军的活动，被判处8年徒刑。首犯苏联人乔琪被判处10年徒刑，倪琳判2年徒刑。随后杨奠坤被押解到了南市监狱。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的多方援救下，已被关押近5年的杨奠坤终于获释出狱。随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被转送到青浦的新四军淞沪支队根据地。不久，杨奠坤转入华东局，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第七章 “谋略放火团”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6年2月，苏联，莫斯科。
阿尔巴特街兹纳缅斯基胡同的一座深灰色大楼的宽大房间中，代理情报部长谢苗·彼得洛维奇·乌里茨基将军从办公桌后走了出来。他满头黑发，黝黑的脸膛儿，胡髭修得很窄，一双棕色的眼睛闪着聪慧、坚毅的目光。共产国际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站在他身旁注视着他。
乌里茨基停在廖雯初的面前说道：“瓦西里，你记录一下。”他思索片刻说道，“鉴于日本军阀在满洲地区不断地加紧对苏联的敌对行动，我命令：满洲境内的各个情报小组应以空前的热情行动起来，破坏日军的军事设施及交通，给日本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各小组均独立作战，不发生任何联系。每个小组以作战成绩来进行奖励的评定。”
廖雯初见乌里茨基停顿下来，便问道：“将军同志，您还有指示么？”
乌里茨基微笑道：“没有了，亲爱的瓦西里同志，你可以发报了。”
廖雯初合上文件夹，转身离开了乌里茨基的办公室。
廖雯初，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时被错捕，遣往苏北科美自治共和国劳动改造。在中共中央的过问和关怀下，1951年回国，恢复中共党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研究员。1964年病逝。
第2节 “满洲”第一情报组
“自昭和九年秋开始，前后经过七年时间，依靠极端暴戾的抗日意识和根深蒂固的妄想而形成的，联系顽固而巧妙的组织网，以智能的、化学的手段睨视日、满、中枢轴要港——大连地区及以此为中心的各地国防用材，已完成百余件令人为之战栗的谋略破坏工作，并进一步企图向满洲、支那的重要地区及朝鲜、日本本国的重要城市加强和扩展其潜在势力，逐步而断然地实行对重要设施的破坏工作，以达到其搅乱后方，使日本的势力衰减，进而消耗日本军队活力阴谋。这一暗中活跃的阴谋组织，便是可憎的对日大谋略放火破坏团……”
这是1941年2月6日，大连《日日新闻》发表的一篇题为“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大检举”文章的部分内容。其中被日寇称之为“可憎的对日大谋略放火破坏团”，就是共产国际国际情报组织（实为苏军总参情报部）领导的“国际抗日行动队”。
1934年7月23日，刚刚从苏联归来的国际情报组织成员纪守先来到上海公共租界巴拉斯咖啡馆，秘密会见了国际情报组织中国地区负责人A.鲍威尔。
A.鲍威尔，苏军少将，总参情报部情报专家，以美国公司商人的身份坐镇上海，指挥中国境内各情报组织的工作。
鲍威尔向纪守先下达了命令，迅速建立以大连为中心的国际情报组织，对日军后方基地进行最猛烈的破坏。同时他让纪守先留在上海做他的助手兼翻译，全权处理各地情报组织的工作事宜。
这样，从工作代号上被称作“满洲第一情报组”的情报组织开始了活动。
由于A.鲍威尔的极度信任，情报组织的工作部署、人员调动、经费分发等都由纪守先来完成。各地情报汇报也要经过纪守先，尔后再上报鲍威尔。黄振先为天津地区负责人，兼上海、天津、大连的交通联络员；赵国文为大连地区负责人，兼管安东；李志贤为安东地区负责人，后兼管营口；营口地区的负责人是安得利；旅顺地区的负责人是李寿山。A.鲍威尔还向日本大阪、神户、长崎和朝鲜派遣情报人员。1934年夏，各地情报组织负责人各自就位后。A.鲍威尔曾数次听取纪守先的工作汇报。他指示各地，特别是大连，要迅速扩大组织，发展情报队伍、大力进行放火爆破活动。
1934年夏，国际情报组织派进大连地区的第一个负责人是赵国文。
赵国文，1912年2月生于河北省昌黎县一个店员家庭。1920年因生活所迫和母亲一起迁居吉林。第二年母亲病逝，入哈尔滨第一孤儿院， 1925年靠公费入滨江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加入抗日铁血救国团。后又加入李海清义勇军、东北民众救国军等抗日组织。1932年返回哈尔滨，经北满国际情报组织成员王北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入党。后经杨奠坤介绍，于1933年12月赴苏联受训。回国后即被派到大连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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