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兼并也就是封建社会地资本积累。封建社会的通过土地生产积累土地的生产目的则很明显地不切实际，因为土地生产不出土地，实际上，兼并（或扩张）的土地的只有两种。一为通过拓荒获取的土地，二为别人地土地。荒地的多少取决于战乱的程度。如东汉末年及三国的混战，人口只剩十之二三，隋末农民大起义也使总人口只乘三分之一；战乱本身及人们为躲避战乱而逃难自然会产生大片荒地。从而为土地兼并提供了空间。
荒地的开垦速度决定了此类土地兼并地利润。因此，各朝开朝之初都非常注重荒地的开垦，屯田也成为与抑土地兼并并列的贯穿整个封建史的两大土地思潮之一。因此，战乱导致地荒地越多，战后政治越稳定。促使开荒的措施越得当，荒地得到开发地也就越多，土地兼并的空间越大，利润也越高。经济越繁荣。这也就是战争给私有制带来地好处，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都是在战后取得繁荣的经济因素。如西汉之文景之治。东汉之光武中兴，晋之太康之治。隋之开皇之治，唐之贞观之治。明之洪武之治，清之康乾盛世。
但荒地是有限地。荒地开垦完了，此项利润也就没有了，从而只能转向夺取弱者土地的土地兼并，私有制地弊端也就开始真正暴露了。不管哪个朝代，最终兼并土地大多是官绅地主，“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许多官僚公然赁借政治特权，用“借荒”、“置牧”、“包佃”的名义占夺土地。与土地不断被兼并集中的同时，赋税的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作用也就更明显了。很多朝代，贵族官僚享有免纳租调和不服徭役的特权，大地主占有的田地也十分才税二三，宋朝也是如此。因官僚增多和战争使税赋不断上升，而土地又不断被兼并集中在不纳租调和不服徭役的贵族官僚及少纳租的大地主手中，这就使土地不断减少的小农的税赋双重上升，使农民失去土地，被迫逃亡。而政府却还要实行摊逃，把逃户的赋税分摊到未逃的农户身上，结果是促使更多的农民逃亡。人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只有起来反抗，“所在群盗，半是逃户”，破产农民成为起义军的基本群众。
如果再遇到什么天灾，那些未逃的农户也承担不了时，也会加入破产农民的行列，最典型的是明末时期，小冰川时代的连续几十年的旱灾，那个时期那个白衣飘飘风度翩翩的大才子钱谦益就是土地兼并的大地主，家有数万亩良田，东林党人里面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大地主，政府不敢向他们这些士子官宦富绅收税，只能向本来就穷困潦倒的自耕农继续收，逼民造反不过如是。钱谦益这种道貌岸然的混蛋，自古不缺，宋朝更是比比皆是。登上东京朝堂上的官员谁家没有几万亩良田都要被人笑话。
那些当了官有了权势的圣人门徒口不言利却在暗中强买良田甚至直接占夺良田，因为宋朝不抑兼并，所以宋朝土地兼并最为猛烈。卢俊义在后代看到宋朝有多么繁荣有多么好，来到北宋末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些圣人门徒只关心他们士大夫的利益，眼里从来没有贫民百姓，没有人关心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会沦落到何种田地。是那些士子们写史书，他们自然不会将不利于自己的现象写进史书，让后世发现都是他们的错。中国所有的问题，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当官的错，他们再怎么春秋笔法，也逃不掉历史的审判。
但卢俊义不能不关心大部分贫民百姓，虽然他出身于大地主大富商家庭，但他前世却是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阶级思想根深蒂固，让他有轻微的朱元璋之症，仇富心理甚重，仇官心理甚重，虽然他现在不缺钱也不缺权，那个时代二十多年的辛酸刻骨铭心，怎能忘记。
翻看中国二十四史，埋藏在字里行间的都是官本位导致的一系列恶果，包括土地兼并，大部分朝代都是搞官绅不纳粮或者少纳粮来笼络争取士子的支持，这也是官本位的一个表现，搞土地兼并的主体都是官僚或者官僚背景的商人。卢俊义再狂妄也不敢一下子就挑战中国人错误的官本位思想，他不想走王莽的老路，改革还是缓缓而行吧。
独龙岗附近大地主李应和扈成地田地加起来不过十几万亩。一则量少。二则因他们加入梁山。为了取得他们地支持。暂时不动。李家庄和扈家庄地佃户们照常为李家和扈家耕作。李家和扈家平时交给官府多少。现在也交给梁山多少。同时平价向他们买粮食做军粮。
祝家被灭后。他们一家地近二十万亩田地全数分成他地佃户。但是他们暂时并不算自耕农。算是梁山地佃户。只不过从原来地七成交租降低到了六成。同时宣布这是战时地制度。如果一旦梁山义军统一了天下。交租会降低到四成。同时梁山提供给这些佃户耕牛和农具。规定如果佃户自家有耕牛和农具。只需要交租五成。如果用梁山地则须缴纳六成。其中一成是耕牛和农具地租金。
乘着张叔夜兵败。朝廷忙着诿过和选拔新剿匪将领地空闲时间内。梁山义军派出以连为级别地大扫荡活动。在南到济州、东到兖州曲阜、北到齐州地广大地区。那些素有恶名、鱼肉乡里地恶霸地主。是梁山义军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地目标。这一大片地方里。有上百个类似祝家庄但远比祝家庄小地恶霸地主地村寨据点。被梁山义军一一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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