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的心思在向中央的权力上聚焦，他对中央刚任命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并不 满意。在红四军总部，他拿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员名单，着急地说：“我们现在急需督促 他们解决的是政治、组织问题。我们的人在政治局中的太少了，一开会表决就吃大亏。你们 看看，政治局都是他们的人，怎能体现我们8万人的意志？”
“对，张主席的意见很重要，政治局和总部中应该再加上几个我们的人，开会总要举手 表决嘛！”有些官迷心窍的人应声附和。
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或私下谈话中，大讲“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他来到部队中作游 说，站在主席台上，指着他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经符，自问自答：“有的人说，这 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又是什么呢？我们有些高级领导人自以为 文化高，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了些什么？”
作为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说出的话很容易迷惑 人。因此，由于他的着意引导和煽动，红四方面军中有些人也跟着起哄，军中一时风言四起：“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
“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
“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
“军事指挥不统一，应该统一军权。”
两个方面军部队之间也出现了不信任情绪，由互相的指责和批评发展为感情用事。四方 面军中有人说：“这些小脑壳一来，我们红四方面军反而什么也不是了。”因为红一方面军 指战员戴的军帽小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所以有人说出了这么一个代名词— “小脑 壳”、“尖脑壳”，有的还称“老机”（机会主义）。
由于受感情冲动的驱使，两个方面军中有人开始唇枪舌剑地争吵起来。
红一方面军中有人指责红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 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加之凯丰的《列宁论联邦》文章，公开批评张国焘等人所建立的西 北联邦政府，这也给张国焘闹分裂以借口。
红四方面军有的人看到红一方面军的人，大有瞧不起的神气：“哼！尖脑壳里装的全是 机会主义思想，兵不像兵，马不像马的，稀稀拉拉。他们也不想想中央苏区是怎么丢的，那 还不是吃了机会主义的亏。”
两河口会议看来并没有统一两个方面军的思想，反而因种种原因更加加剧了他们之间的 隔阂。会议后，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战役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国民党军胡宗南 部主力。当时松潘附近有胡宗南部队共16个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要求红军“迅速、机 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之国民党军，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 和发展”。《计划》规定红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3路军：左路军由第1、第3、 第5、第9军团组成，由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徐向前率中路军，陈昌 浩率右路军，分别从懋功、理县、茂县北进。另有岷江支队、附右支队、懋功支队等向黑 水、芦花、黄胜关一带集中，准备趁国民党胡宗南堵截部队刚到松潘，立足未稳之机，迅速 迂回过去，坚决攻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要道，以利红军向北开进，进入甘南。
按照这个计划，朱德立即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左路军从懋功一带北上，接连翻越梦 笔山、长板山、打古山、施罗岗等数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7月中旬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 盖。然而，张国焘却迟迟没有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他致电中央，提出另外一套主张：“一 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叩岷江，南掠 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
“这个张国焘怎么如此出尔反尔呢？”毛泽东接电后感到很气愤。
“还有更让人捉摸不定的呢！”张闻天把一封电报递到毛泽东的手中。
原来在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到红四方面军慰 问，并传达会议精神。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 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 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
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
“有人要急于黄袍加身。看来问题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复杂得多呢！”王稼祥看完电报担 忧地说。
果然，毛泽东、张闻天在近几天中接连收到许多内容相同的电报。
张国焘在电报中的措辞已很严厉，要求中央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川陕省 委一些人在张国焘授意下，也向中央提出类似要求；陈昌浩在行军途中致电中央：“请焘任 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
“军委主席，独断专行？好大的口气哟！”毛泽东手捏一摞电报气愤异常。
所有这些，实质上就是张国焘要取代毛泽东等人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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