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太祖下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于是各地纷纷设学，并规定：府学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设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
地方学校教官或由下第举人充任，或由贡生充当。有时亦调拨国子监生充任。
学生名额：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后由于要求入学者众多，遂增加名额并将生员分为三类：初设食唐者为唐膳生员，增广者为增广生员，于二者外又增取若干为附学生员。
官学之外是卫学和有司儒学，明代自京师达于州县皆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主要招收武生和军生，“武官子弟曰武生，军中俊秀曰军生。”
朝庭也给武生和军生癝膳，学生主要有两条出路：一是贡入国子监读书，大体上卫儒学与县学岁贡人数相同，都司儒学和府学岁贡人数相同。二是参加科举考试，对学有成者，准予赴本处乡试。
土司儒学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地学校，专门招收土司子弟，传授儒家经典。洪武二十八年，皇帝谕礼部：“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
其后宣慰，安抚等土官，俱设儒学。政府尤为重视对土司应袭子弟的教育，弘治十六年，皇帝下令要求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不入学者不准承袭。
明朝还在乡村广泛设立社学，初仅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本朝律令。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皇帝下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民间幼童十五岁以下者送入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
社学的教师称社师，一般是挑选地方上有学行的长者担任。在教学活动方面，明代社学对于教儿童念书、看书、作文、记文，培养儿童学习习惯以及每日活动安排等，都有具体规定。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诏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把社学与府、州、县等儒学衔接起来。
在李鸿基看来，明朝地这套办法制度已是非常完备，也不用他再作修改，要修改的只是教学内容和办学规模而已，一个县只有二十个名额实在是太少，就是加上了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一县也不会超过五十名。
名额定得如此之少，是因为生员需要朝庭来负担，当时只要能上官学，不但不用交钱，生员每人还月给米六斗为唐食，所以一些优秀的寒家子弟才能上学，当然后面的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没有唐食。
明朝时，府、州、县、卫加上国子监等官学。全国地官学生有近五万人员，虽然每人每月虽然只有区区六斗米作为唐食，但加上近万名教官的俸禄相对于当时朝庭的财政收入也是一笔不小地负担。
朱元璋以八股取士。李鸿基以前不了解还以为学校只教授八股文，其实生员除经史礼仪等书要熟读精通，朔望又须学射于射圃。每日习书五百字。数学须通《九章算术》。地方官学还订有严密的考试制度，分为月考，岁考。
学生平时德行表现，均有稽考簿记录，内容分德行、经艺和治事三项。考查分为三等，凡三项皆长者。列入上等簿；长于德行而短于经艺或高于治事者，列入二等簿；经艺和治事皆长，而德行或有缺陷者，列入三等簿。生徒在学十年学无所成。或犯大过者，还会罚充为吏并追傲学费。
只是内容安排虽好，但科考时却只考八股，到后来学生除了八股文，射圃，数学之类的教学就未免流于形式。
大唐经过数年开科，已彻底废除了八股文地考试，原先地学习内容自然要全部改变，对于经史礼仪等书皇帝并没有下令废除，而是只要求熟读即可，而数学所教授地内容远超过于《九章算术》，又新开了物理、地理、天文等课程。
为了鼓励寒家子弟读书，朝庭下令取消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就学者全部给予唐食，唐食标准由六斗米提高到每月一石，同时在县学的人员上以每年增加四十人的速度扩充，五年之后，县学即要达到二百人以上，是现在的五倍，此一项到五年后，朝庭为止每年要负担生员的禀食就达六百万石，合一百二十万银元。加上聘请的教官，新建校舍，估计朝庭每年地投入要达到三百万银元。
以现在朝庭一亿银元的财政收入来讲，三百万银元投入并不算太多，何况朝庭的财政收入还在稳定增长，只是县学规模扩大如此之快，教官就不免有点捉襟见肘，原先的教官只能用来教授学生地经史礼仪等书，其余数学，物理等课程全要聘请新教员。
好在朝庭在陕西早已进行了教学改革，已有数万人学有所成，如果能把他们调出来，足够弥补教官的缺口，可惜这些人大部分已进入重要部门，基本上没人愿意丢掉现在的工作去当教官。
皇帝也不能强行下令让他手下的官吏、科研人员、工程负责人丢下工作去教书，最后只得采用客座教授的办法，规定受过新式教育的官吏、科研人员、工程负责人采取就近原则，每人到少要抽出一个月时间担任教员，这才勉强解决了教师问题。
教育之后就是军队的建设，尽管李鸿基从开始就注意简减军队，但灭明时，还是避免不了收编大量的明军，军队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一百万，野战军和近卫军加起来也达到了三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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