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时3分，帝国大沽口炮台全部失守。
大沽口炮台的整个战斗持续了六个小时。
西方战地记者走上炮台，记下了他们看见的情形：“在所有被攻占的炮台的大炮附近都可以看见断手、断脚和断头的勇敢的守卫者。沿着胸墙，到处都躺着中国的步兵和炮兵。”（（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描述应该是真实的。
中外史料中均没有帝国官兵投降的记载。
惟一有出入的是，帝国的步兵没有参加战斗，英勇战死的全部是帝国的炮兵。
帝国的步兵没有增援。帝国有可以在短时间内调来数万步兵参加战斗的能力，如果增援的话，战斗的结局决不会像1900年6月17日早晨这样，因为联军的兵力是极其有限的。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帝国直隶总督裕禄数次接到罗荣光请求增援的报告，但是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他依旧在这个火光冲天的夜晚睡得十分安稳。他的理由是：保留重兵守卫京津。
放弃大门退守内室，是何战略？不得而知。事实是，三天后，天津沦陷。
对国家感到绝望的罗荣光服毒自杀。
在中华帝国，前线军官可以失败，但是不可以失败后依旧活着。他们惟一的选择是自杀。这样的死被中国的伦理道德视为“殉国”，殉国者的灵魂将会受到长久的景仰。
几天之后，大沽口炮台旁边荒凉的海岸边，密密麻麻地堆起了成百上千个土坟。
中国大沽炮台守军数千人全部阵亡。联军方面66人死亡，170人负伤。
中国的大沽口炮台上，飘扬着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
但是，最终占领了大沽炮台的联军军官们依旧心情沉重，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们仍然没有西摩尔部队的任何消息。
赴京卫队总司令西摩尔和他的官兵难道全部被义和团消灭了？
大沽口炮台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被义和团的农民们围困在廊坊车站的西摩尔的联军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西摩尔，这个自认为有丰富海外作战经验的英国皇家海军中将精神恍惚地在闷热潮湿的夏夜中徘徊着，他的身边是不断掠过的冷枪流弹的嘶叫声和修复铁路的官兵们痛苦的呻吟声。他的思维已经混乱不堪。黄昏的时候，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国人溜进了他的车厢，这是北京公使馆派来充当秘密信使的虔诚的中国基督徒。北京公使馆两天以来向西摩尔方向一共派出了三名中国基督徒，其中两个在半路上被义和团截获杀掉。侥幸到达西摩尔车厢的中国人传达了北京公使们请求紧急援助的口信，并且用“最骇人听闻”的语言形容了此刻京城里洋人们的处境：“使馆遭到最猛烈的攻击”，“各国公使有的被杀，有的被俘，数百名欧洲官兵危在旦夕”，“中国政府已经下令杀死所有的外国人，教会学校、跑马场和外国人的住宅遭到彻底的洗劫。”西摩尔立刻下达了“继续修复铁路”的命令，但是，对于这个命令的效果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几天以来，他们一直被围困在此，铁路在修复和破坏中不断循环，义和团们不但顽强地破坏铁路，而且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小规模的袭击一直在持续。更严重的是，联军的给养已经枯竭，义和团把周围村庄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部转移和匿藏起来，并且破坏了周围所有可以提供饮用水的水井。目前，北京公使馆的安危对西摩尔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率领的2000名官兵的生死。前进似乎不可能了，而一旦撤退，义和团必定步步追击，谁知道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黎明到来了。并不知道大沽口的联军已经取得了胜利的西摩尔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原路向天津方向撤退。
开始撤退行动的第一步，是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不然官兵们没有行军的力气。
趁着黎明前的寂静，寻找食物的俄军和德军分队出发了。他们在周围所有的村庄里进行了彻底的搜寻，但是，在所有的村庄里不但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影子，而且没有找到任何一点可以吃的东西。
中国人藏匿食物的本领世界第一。
寻找食物的官兵在接近中午11时的时候最后绝望了，他们开始返回。眼看就要走到车站了，四周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饥饿疲惫的德国人和俄国人立即卧倒，在车站上为撤退做最后准备的联军官兵们也顿时乱成一团。
廊坊车站的联军遭到了几天以来最猛烈的袭击。
这就是中国史料上用兴奋的字句被反复描述、至今每年仍然享受着纪念、在帝国的那段苦难时光里惟一可以被称之为胜利的“廊坊大捷”。
大捷发生在1900年6月18日。
袭击一开始，联军们立即感觉到这次袭击和往常不一样。
廊坊一战，是中华帝国正规军首次正式参加对外国联军的阻击战斗。在迟疑了很久之后，帝国正规军终于明白，在这个时刻，他们应该和民众站在一起，具体地说，应该和义和团们站在一起，一致面对列强。虽然帝国的军队肯定是得到了朝廷的指令才参加作战的，但是，帝国的官兵无一例外都是农民子弟，仅仅在昨天还执行追杀义和团任务的他们，一旦得到与义和团们一起杀洋人的指令，就异常凶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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