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铭不灰心，又着手组织第二次越狱。有了上一回的经验，这一回的组织工作更为严密了：他把中国共产党党员分成三个小分队，暗中准备；中国共产党党员吴克敬悄然把清洁厕所用的石灰装在一个个旧信封里，分发到各个囚室；又利用会见家属的机会，与狱外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秘密带进了钢锯条……
选中了七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星期日。晚饭后，大部分的看守都回家了。就在这时，第一分队首先冲出囚室，打倒了看守。第二、第三分队也马上行动。一包包石灰撒向狱卒，他们哇哇直叫，睁不开眼睛。
三个分队总共十八人，一下子冲出大门，逃到了大街。
这时，狱卒们才如梦初醒，持枪追捕。
第一个被抓回来的是邓恩铭。他患结核病，体质甚差，虽有身强力壮的王永庆扶着他，毕竟行走不快。
另十人也终因体力不支，路途又不熟，被看守追回。
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往山东工作的何自声，幸运逃脱。另五位体力较好的，也终于脱险。只有刘昭章已逃到亲戚家，被叛徒告密，又抓了回去。这样，十八人之中，脱险六人。
这次越狱，使看守长受到上司严厉责问，以致作为“渎职”而被枪毙。
从此监狱加强了看守，越狱已无希望。邓恩铭心中坦然，他早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作《述志》一诗中，便已表示“不顾安危”，把一切都置之度外：
南雁北飞，
去不思归，
志在苍生，
不顾安危；
生不足惜，
死不足悲，
头颅热血，
不朽永垂。
在狱中，他一直用“黄伯云”之名。历经审讯，法官并不知道他是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
直至一九三一年春，在审讯时忽闻有人直呼他“邓恩铭”。他举眸望去，原来是新派的审判官张苇村，过去与他相识，如今做了国民党的官。
邓恩铭自知余日不多，一九三一年三月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家书中，写下一首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
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惟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一九三一年清明节——四月五日清晨六时，在一阵刺耳的枪声响过之后，邓恩铭倒在鲜红的血泊之中。
邓恩铭的二叔黄泽沛的儿媳滕尧珍(即邓恩铭的堂弟媳)这样回忆邓恩铭死后的情景：
“这个噩耗使我惊呆了。全家闻讯后，都为恩铭的惨遭杀害悲痛不已。我们前去收尸，反动当局不准。后经过多方周旋，请了四家连环铺保，第三天才到济南纬八路找到大哥遗体。我们花了五十元大洋买了一口棺木，洗净他身上的血迹，把他安埋在济南城外——贵州义地。不久，我们又请人在恩铭的墓前立了一块碑，写上‘邓恩铭之墓’。”滕尧珍：《忆革命先烈邓恩铭》，《贵州日报》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董必武曾赋诗一首，悼念王尽美和邓恩铭：“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第八部分：锤炼何叔衡沙场捐躯
叔衡才调质且华，
独辟蹊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
衣冠何日葬梅花。
这是谢觉哉一九四五年为悼念老友何叔衡沙场捐躯十周年而写下的诗。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出席“一大”归来，他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出任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一九二四年出任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湘江学校校长。
一九二七年湖南军阀何键、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形势陡然紧张。何叔衡转入地下工作，来到上海，出任聚成印刷公司经理。这家印刷公司的广告牌上写着“承印帐册、商标”，暗中印刷中国共产党内部文件及刊物。公司的“同人”，有谢觉哉、恽代英、毛泽民、熊瑾玎。
一九二八年七月，何叔衡受中国共产党组织指派，与徐特立等一起经哈尔滨去莫斯科，出席了在那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大”，然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一九三○年七月，何叔衡从苏联回到上海。几个月后，进入江西红区瑞金。在那里，何叔衡出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代理内务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
一九三三年冬，何叔衡蒙受了沉重的打击——被撤销全部领导职务。内中的原因，如同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一九三三年第十七期《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一文所指名道姓的“批判”一样，即何叔衡右倾。
实际上，何叔衡受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排斥。当时，王明“左”倾路线正日益加剧。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撤出江西，进行长征。年近花甲的何叔衡被留了下来。
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国共产党江西分局决定，年老体衰的何叔衡、体弱患病的瞿秋白、已经怀孕的项英的妻子张亮，由体力较好的邓子恢和周月林照料，从江西经福建前往香港。组织上给每人一百元港币及一些黄金，交何叔衡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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