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寻觅尼柯尔斯基的同时，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专家们也在研究这个谜一样的人物。
一九八七年，一位名叫斯维廖夫的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人员，前来中国人民大学，在李良志副教授指导下进修。斯维廖夫告知重要信息：苏联方面已经找到有关尼柯尔斯基的档案。
一九八八年，当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卡尔图诺娃博士来华访问时，李玉贞向她问及尼柯尔斯基的情况，卡尔图诺娃证实确已找到不少关于尼柯尔斯基的材料——是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档案中查到的。
果真，一九八九年第二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发表了卡尔图诺娃的论文《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人》，首次披露了尼柯尔斯基的身世。这篇论文是颇有价值的，只是标题不甚确切，因为尼柯尔斯基在中国不是“被遗忘”，而是多年寻觅未得——也许在苏联，他由于蒙冤遭错杀而把他遗忘了。
一九八九年第七、八期合刊《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李玉贞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柯尔斯基》一文，依据卡尔图诺娃的论文，在中国首次介绍了尼柯尔斯基的身世：
尼柯尔斯基，原名涅伊曼—尼柯尔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即贝尔格·维克多·亚历山德罗维奇，生于一八九八年，卒于一九四三年。一九二一年加入俄共(布)，曾在赤塔商学院读完三年级的课程。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的部队服役，一九二一年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此时曾用名瓦西里和瓦西里耶夫。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在中国东北工作。一九二六年从哈巴罗夫斯克到赤塔。一九三八年被捕并受到诬陷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五年后(一九四三年)被错杀。后得到昭雪平反。
至此，尼柯尔斯基之谜，总算揭开。当然，这只是开始，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么看来，尼柯尔斯基倒是他的本名，并非化名。他前来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时，只有二十三岁，而且刚刚加入俄共(布)，是个当了两年兵的大学生，又不大会讲英语。正是因为这样，他言语不多，像是马林的“助手”一般，所以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虽然如此，尼柯尔斯基毕竟直接与伊尔库茨克保持联系，按照伊尔库茨克的指令行事，就这一点而言，这位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担负着很重要的使命。大约还需要再等待一些时间来“淡化”吧，苏联的党史专家们迄今尚未披露伊尔库茨克当时给尼柯尔斯基的指令的内容。一旦公布这些指令，尼柯尔斯基的形象会变得更为清晰。
第六部分：聚首“二李”发出了召开“一大”的通知 1
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名叫“天韵楼”，是个夏日的好去处。晚风徐徐，灯光淡淡，或谈情说爱，或洽谈生意，那里自由自在。只是收费颇高。要么洋人，要么“高等华人”，才会在这高高的花园里饮茶聊天。
住在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的马林，自知可能有密探在暗中监视他，因此与人约会，几乎不请入房间，而是在华灯初上时，约会于楼顶的花园。
有时，需要在白天约会，他总是选择人流如涌、热闹非凡的“大世界”或“新世界”，与人见面。
马林通过弗兰姆堡，跟尼柯尔斯基建立了联系。然后，又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这“二李”秘密见面。
“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能跟马林长谈。唯尼科尔斯基因语言不通，在一旁默默无语。
马林听了“二李”的汇报，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如李达后来所回忆的：
“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十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马林拿出了带来的经费，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一百元，回去时再给五十元。
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
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并不考虑这一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地区。至于法国，由于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
邀请信由“二李”分头去写。
在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史著作中，写及马林、尼柯尔斯基与“二李”商谈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时，张太雷在场(包括有关张太雷的传记中也是这样写的)。查其根据，乃出自张国焘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
“他(引者注：指张太雷)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马林与李汉俊、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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